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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恨-我的妓女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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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妓女生涯

一 进妓院前的遭遇

母亲的惨死

1931年夏天,成都市大阳沟显得特别肮脏杂乱。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像两条花蛇,蜿延曲折,千疮百孔,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

这些茅屋草舍,大都是在地上楔几根木桩,四周围上竹篾笆,抹上一层泥巴。上面则胡乱架些竹竿木棍,铺上茅草、谷草苫顶,就成了草屋。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能看到大阳沟的全景。

这条沟有十几丈宽,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桥,这里是有名的"贫民窟"。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里面住着说书的、卖艺的、挑葱的、卖蒜的、盖房的、拉车的,三教九流,都姓一个"穷"字。

大阳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沟,桥下的黑污水流着泡沫,薰得人眼花头晕。堤岸两旁垃圾遍野,粪尿遍地,到处是长尾巴蛆、屎克郎儿,满天飞着长脚坟子、绿头苍蝇。

就在这穷苦年月,混沌世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

瘦弱的母亲揉着干瘪的奶头,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长叹一声,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妹,这就是我。这以后的十八年,我饱尝了灭绝人性、摧残人身的折磨。

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在成都市后宰门卖豆腐。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在家务农。1930年,家乡闹灾荒,父亲挑着担子,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逃荒来到成都,租赁了大阳沟的一间草房。凭着一身力气,给人家拉人力车。母亲在家靠给人洗衣服、缝补过日子,人们把这活叫做"缝穷"。

我打六七岁记事起,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哥哥背着背兜,手里拿着铁签子,在街上捡菜叶子,回来洗净后煮菜粥。我光着屁股背个背兜,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到收购店卖上几个零花钱,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拿回家去时,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那些年,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鸡蛋是圆是扁,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两文的铜板钱。

逢年过节,父亲咬咬牙,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这是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贱价处理,又酸又臭又辣,跟喂猪的泔水差不多。俺一家四口,只有一个破碗,四人轮换着,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

我们住的草房里,床上只有半张破席,全家合盖一个被子,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成都天气暖和,春、夏、秋还好过,到了冬天,草屋四面透风,一家人都冻得受不了。我们每人一个被角,睡到半夜,只觉彻骨的寒冷,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结果,套子越扯越破,谁也睡不好觉,只好相互拥抱而眠。我和母亲睡在一头,有时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觉套子被人扯走半边,母亲裸露着半截身子,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我七岁那年,她二十七八岁,黑黑的头发,鹅蛋脸盘,白净面皮,欢眉大眼的。别看长得俊秀,却能吃苦耐劳,她白天洗涮,晚上"缝穷"(为人缝补),从没叫过一声苦,家庭的负担,儿女的吃累,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身妇女病。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波,发愁作难,不知怎么学会了抽大烟。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抽大烟有穷抽、富抽,父亲当然是穷抽啦!没有烟枪,他用纸卷成个筒筒,拿烟答烫着烟膏抽。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他烟瘾一上来,馋得流鼻子、打哈欠,脾气变得粗暴古怪,反倒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不给钱就打母亲。后来,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人用车,吃住在那里,就更不管这个家了。

夏去秋来,树叶变黄、飘落,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一天,母亲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紧一紧,攒点钱,我给你买条裤衩!"我听了非常高兴,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那几天,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

一天,我沿着大阳沟走了几里,发现一大堆能卖钱的破烂,我用几条破布条接好捆起来,到收破烂的摊上去卖。这次,比平时多卖了两个铜子儿。我乐得心花怒放,一路想着自己的花裤衩儿,心里琢磨着怎样让母亲高兴,还想好进门先喊一声"妈妈",好让母亲大吃一惊。

离家老远,只见我家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这种场面,我见过几次。穷人有个红白喜事,就聚在一起互相帮扶。那时生活、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年纪不大就死去了。我想到母亲,母亲这些天身体一直不好,可又没有钱看病买药,还是硬撑着干活。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么回事,只知她想吃这想吃那,就是没钱买,莫非……我心里像压上了铅块,紧往家跑。

跑到门口,见那些叔叔、伯伯们也不跟我打招呼,都用可怜、悲伤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头钻进屋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母亲两眼紧闭,脸色像蜡一样黄,仰面躺卧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花布头,一定是正准备给我缝裤衩。再看下半截,却完全浸在血泊里,裤裆里突出一大块,鲜血浸透了衣裤。八岁的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便扑到母亲的身上,放声嚎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们拉开,听着隔壁赵大妈向人们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天,母亲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潘保长忽然跑到我家,他是大阳沟一带的房主,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两块大洋的房租。他长着一对绿豆眼,一张老猪嘴,经常跑到我家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双小眼闪着贼光,大嘴一张像个歪瓢。他站在屋里,淫腔浪调地调戏母亲,母亲低头只是不理。

潘保长忽然兽性大发,扑上去抱住母亲,要往床上拽。母亲急了,咬了他的手一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松开母亲,绿豆眼变成红杏仁,骂道:"臭娘们,你别不识好歹,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还没碰上你这样的硬货!"说罢,扬起皮鞋,冲母亲的小腹狠狠踢了几脚。母亲惨叫一声倒下去,他却扬长走了。

母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腹中七个月的妹妹小产了。这情景,赵大妈隔着篱笆墙看得一清二楚,等她赶来,母亲早已断气了。

当时,父亲不在家,大伯、大娘、爷爷听说这事,都气红了眼,要去法院告状。可是,赵大妈早已跑到别处躲起来啦,她怕吃官司,不肯当人证。

三个家族长辈忍无可忍,就去找潘保长说理。我和哥哥远远跟在后头。

潘保长住在保全巷,门口一对石头狮子。门口站着从刘区长那里借来的两个哨兵,上着刺刀。爷爷他们刚走到门前,站岗的把手一摆,忽地窜出一只狼狗,张牙舞爪,"汪汪"狂叫起来。

这时,大阳沟的叔叔、伯伯们追上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着,他们都说没人证物证,硬拼白白吃亏,还是先打发死人要紧。好说歹说,把爷爷他们又拖了回来。

没钱埋葬母亲,大伯领着我和哥哥给穷邻居们挨家磕头求告,那些好心的穷爷们,穷帮穷,凑钱埋葬了母亲,葬在杨柳店乱丧岗里。那是1939年的秋天。

三代人的悲剧

母亲一死,我的家彻底破裂了。父亲整天住在陈家公馆拉包车,哥哥被祖母接回老家,我像无娘的羊羔,只好到后宰门跟爷爷、大伯、大娘过活。

在后宰门,大伯开一个小小的豆腐店。爷爷挑担卖豆腐,生活比我家略微好些。一家人住着两间草房,前屋里面还安着豆腐磨,添上我这个新来人,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

自从没了母亲,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譬如扒垃圾,捡菜叶,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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