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妓女生涯
一 进妓院前的遭遇
母亲的惨死
1931年夏天，成都市大阳沟显得特别肮脏杂乱。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像两条花蛇，蜿延曲折，千疮百孔，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
这些茅屋草舍，大都是在地上楔几根木桩，四周围上竹篾笆，抹上一层泥巴。上面则胡乱架些竹竿木棍，铺上茅草、谷草苫顶，就成了草屋。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能看到大阳沟的全景。
这条沟有十几丈宽，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桥，这里是有名的"贫民窟"。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里面住着说书的、卖艺的、挑葱的、卖蒜的、盖房的、拉车的，三教九流，都姓一个"穷"字。
大阳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沟，桥下的黑污水流着泡沫，薰得人眼花头晕。堤岸两旁垃圾遍野，粪尿遍地，到处是长尾巴蛆、屎克郎儿，满天飞着长脚坟子、绿头苍蝇。
就在这穷苦年月，混沌世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
瘦弱的母亲揉着干瘪的奶头，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长叹一声，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妹，这就是我。这以后的十八年，我饱尝了灭绝人性、摧残人身的折磨。
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在成都市后宰门卖豆腐。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在家务农。1930年，家乡闹灾荒，父亲挑着担子，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逃荒来到成都，租赁了大阳沟的一间草房。凭着一身力气，给人家拉人力车。母亲在家靠给人洗衣服、缝补过日子，人们把这活叫做"缝穷"。
我打六七岁记事起，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哥哥背着背兜，手里拿着铁签子，在街上捡菜叶子，回来洗净后煮菜粥。我光着屁股背个背兜，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到收购店卖上几个零花钱，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拿回家去时，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那些年，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鸡蛋是圆是扁，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两文的铜板钱。
逢年过节，父亲咬咬牙，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这是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贱价处理，又酸又臭又辣，跟喂猪的泔水差不多。俺一家四口，只有一个破碗，四人轮换着，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
我们住的草房里，床上只有半张破席，全家合盖一个被子，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成都天气暖和，春、夏、秋还好过，到了冬天，草屋四面透风，一家人都冻得受不了。我们每人一个被角，睡到半夜，只觉彻骨的寒冷，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结果，套子越扯越破，谁也睡不好觉，只好相互拥抱而眠。我和母亲睡在一头，有时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觉套子被人扯走半边，母亲裸露着半截身子，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我七岁那年，她二十七八岁，黑黑的头发，鹅蛋脸盘，白净面皮，欢眉大眼的。别看长得俊秀，却能吃苦耐劳，她白天洗涮，晚上"缝穷"(为人缝补)，从没叫过一声苦，家庭的负担，儿女的吃累，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身妇女病。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波，发愁作难，不知怎么学会了抽大烟。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抽大烟有穷抽、富抽，父亲当然是穷抽啦!没有烟枪，他用纸卷成个筒筒，拿烟答烫着烟膏抽。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他烟瘾一上来，馋得流鼻子、打哈欠，脾气变得粗暴古怪，反倒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不给钱就打母亲。后来，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人用车，吃住在那里，就更不管这个家了。
夏去秋来，树叶变黄、飘落，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一天，母亲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紧一紧，攒点钱，我给你买条裤衩!"我听了非常高兴，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那几天，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
一天，我沿着大阳沟走了几里，发现一大堆能卖钱的破烂，我用几条破布条接好捆起来，到收破烂的摊上去卖。这次，比平时多卖了两个铜子儿。我乐得心花怒放，一路想着自己的花裤衩儿，心里琢磨着怎样让母亲高兴，还想好进门先喊一声"妈妈"，好让母亲大吃一惊。
离家老远，只见我家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这种场面，我见过几次。穷人有个红白喜事，就聚在一起互相帮扶。那时生活、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年纪不大就死去了。我想到母亲，母亲这些天身体一直不好，可又没有钱看病买药，还是硬撑着干活。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么回事，只知她想吃这想吃那，就是没钱买，莫非……我心里像压上了铅块，紧往家跑。
跑到门口，见那些叔叔、伯伯们也不跟我打招呼，都用可怜、悲伤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头钻进屋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母亲两眼紧闭，脸色像蜡一样黄，仰面躺卧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花布头，一定是正准备给我缝裤衩。再看下半截，却完全浸在血泊里，裤裆里突出一大块，鲜血浸透了衣裤。八岁的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便扑到母亲的身上，放声嚎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们拉开，听着隔壁赵大妈向人们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天，母亲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潘保长忽然跑到我家，他是大阳沟一带的房主，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两块大洋的房租。他长着一对绿豆眼，一张老猪嘴，经常跑到我家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双小眼闪着贼光，大嘴一张像个歪瓢。他站在屋里，淫腔浪调地调戏母亲，母亲低头只是不理。
潘保长忽然兽性大发，扑上去抱住母亲，要往床上拽。母亲急了，咬了他的手一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松开母亲，绿豆眼变成红杏仁，骂道："臭娘们，你别不识好歹，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还没碰上你这样的硬货!"说罢，扬起皮鞋，冲母亲的小腹狠狠踢了几脚。母亲惨叫一声倒下去，他却扬长走了。
母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腹中七个月的妹妹小产了。这情景，赵大妈隔着篱笆墙看得一清二楚，等她赶来，母亲早已断气了。
当时，父亲不在家，大伯、大娘、爷爷听说这事，都气红了眼，要去法院告状。可是，赵大妈早已跑到别处躲起来啦，她怕吃官司，不肯当人证。
三个家族长辈忍无可忍，就去找潘保长说理。我和哥哥远远跟在后头。
潘保长住在保全巷，门口一对石头狮子。门口站着从刘区长那里借来的两个哨兵，上着刺刀。爷爷他们刚走到门前，站岗的把手一摆，忽地窜出一只狼狗，张牙舞爪，"汪汪"狂叫起来。
这时，大阳沟的叔叔、伯伯们追上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着，他们都说没人证物证，硬拼白白吃亏，还是先打发死人要紧。好说歹说，把爷爷他们又拖了回来。
没钱埋葬母亲，大伯领着我和哥哥给穷邻居们挨家磕头求告，那些好心的穷爷们，穷帮穷，凑钱埋葬了母亲，葬在杨柳店乱丧岗里。那是1939年的秋天。
三代人的悲剧
母亲一死，我的家彻底破裂了。父亲整天住在陈家公馆拉包车，哥哥被祖母接回老家，我像无娘的羊羔，只好到后宰门跟爷爷、大伯、大娘过活。
在后宰门，大伯开一个小小的豆腐店。爷爷挑担卖豆腐，生活比我家略微好些。一家人住着两间草房，前屋里面还安着豆腐磨，添上我这个新来人，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
自从没了母亲，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譬如扒垃圾，捡菜叶，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