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并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十年动乱”中拨正了中国的航向，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并成功地过渡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忠实地再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我们从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选了10位，把他们的伟大和平凡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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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
1945年4月21日，初夏的延安还是好季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大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作报告。
当讲到陈独秀时，代表们静声聆听他说道：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是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白话文，听他说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也有不少值得后人吸取教训的地方。
江南乡试
1897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政变前一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正摇旗呐喊，鼓吹变法，维新运动紧锣密鼓。中国正面临瓜分豆剖，与知识阶层爱国图变热情高涨的氛围很不适应。这时，18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庆，到南京参加苏皖两省考举人的科举考试——江南乡试。陈独秀虽出身于“习儒业十二世”的，但自幼就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6岁的陈独秀常因背不出《四书》《五经》而遭到严厉的祖父的毒打。1889年，祖父死后，家里又请来塾师，教他八股文，以备应试。陈独秀非常讨厌八股文，对塾师大为不满，学业无进。为此，家里为他换了好几位塾师，仍不奏效，最后决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孟吉忠厚老实，性格温和，拗不过弟弟，总顺着陈独秀。孟吉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于是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的学业决定了他日后必仕途无望。
陈独秀性格刚强、果敢、坚毅。章士钊曾说他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具有“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的拚搏精神及勇气。小时候，陈独秀挨祖父的打，总是“无论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经常骂：“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不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狠强盗，真是家门不幸。”陈独秀还极富同情心。他曾在自传中说，我“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望子成龙心切，希望他考个举人，看到儿子常因读书和祖父、塾师闹别扭，常忧伤地对他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陈独秀自幼丧父，母亲很爱他，他也很爱母亲。母亲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都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为不使母亲悲伤。1896年，陈独秀不抱希望地去参加县府考试，以为会名落孙山，以向母亲证明自己的确不是料子。结果却出人意料，面对“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陈独秀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文选”上所有的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一篇皇皇大文，但那篇连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的文章竟在院试中获得第一名秀才，喜讯传来，母亲喜上眉梢。陈独秀为自己能给母亲带来高兴而感到慰藉。
院试后，查氏命陈独秀准备参加次年的乡试。通过院试使陈独秀更加鄙薄科举，但母命难违，还是违心“用功读书”，勉强研究八股文，准备考试。
1897年夏，陈独秀带着母亲的重望与期待，来到南京，这位少年第一次目睹大世界，带着好奇心去感受。南京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思维的灵感剧烈地冲击着那颗早已厌恶科举仕途，仅仅为着让母亲高兴而来应试的心。理智终于战胜情感，他不能再听从母亲了，于是他转向康梁派。江南乡试是陈独秀一生第一次重大转机，科举在他心目中寿终正寝，救国、维新在他思想中迅速酝酿。从此，陈独秀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他开始忧国忧民。历史也为这位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的重要思想转变写下重重的一笔。
思想界的明星
当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位小闯将，他认准了目标，就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江南乡试后，当他认识到康梁的维新变法适乎时势时，立即和皖省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等密切交往，阅读《时务报》，讨论康梁文章。当时，康有为等正受到乡里“瞀懦”们的攻击，他很愤恨，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为康先生辩护”，被人指责为康党、孔教罪人，然而他却全然不顾。
陈独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维新”失败了。血的事实证实了清王朝顽固派反对任何革新，于是一大批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转向孙中山的革命派。
1901年，陈独秀在日本参加青年学生革命组织“励志社”。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于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战场，当时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气愤，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慎五人闯入学监姚文夫家中，当场挥剪剪去姚的辫子，抒发割发代首之恨。此事在留学生中轰动一时，陈独秀也因此被遣返回国。
归国后，陈独秀立即在安庆组织拒俄爱国演说会，愤怒控诉沙俄在我国东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号召大家“思起而救亡”。1904年，陈独秀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唤醒民众赶走侵略者，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在第1期至19期上发表了近50篇作品，用流畅的白话文，以古喻今，多种文体揭露和批判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同时，陈独秀还把启发民众和直接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905年，他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以武力反抗清政府。岳王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夺去。袁一上台，就加紧打击革命势力，在政治上废除国会和约法，在思想界大肆提倡“尊孔读经”，企图复僻帝制。极端仇视民国的陈焕章、康有为等也成立孔教会，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宣扬纲常不变，要人们维护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掀起一股复古逆流。
面对袁世凯篡权，世风日下的状况，孙中山先生仍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进行反袁斗争，以图民国真正实现，而这时陈独秀却在酝酿着另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陈独秀，就是：为什么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顺利进行？而中国的变革如此艰难？经过认真的思考，通过对中西变革史的深入比较和研究，他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民还未觉醒。“吾国这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他认为中国人没有觉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势的根本原因。为此，必须进行启蒙，把人民从封建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1915年9月15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2卷1号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声惊雷，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则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学，陈独秀高举这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首先倡导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欧美的民主立宪政体作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达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认为所谓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是非荣辱、善恶行为，以自身为本位，诉诸自身的意志而课以功过，不听命于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开发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热烈呼唤着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国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识，必须对压抑、束缚自主意识的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否定，因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变成听话的工具。陈独秀说：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还大声疾呼：青年男女们，应努力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国民要自觉地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设政府，自己议定法律，不要对伟人抱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