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两人的确有过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时光。与唐季珊当年将张织云金屋藏娇的一个明显不同是，他知道拍电影乃是阮玲玉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继续拍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对自己的热情正在逐渐地减退，特别是他们迁入新闸路沁园村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应酬，对阮玲玉不再像过去那样体贴入微，碰到不顺心的事时，有时还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气。
可以这样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结合之日，正是她爱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时。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贯对女性巧取豪夺。浪漫成性。他在热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着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表演职业，更促使她长于细心，善于观察的特性。为此，她开始审视、提防他了。
有一次，唐季珊刮好胡子，着上新添购的灰色西装，支支吾吾地出去了，阮玲玉设法尾随其后，终于印证了她的推测，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双双进入新居中去。
阮玲玉看到此情此景，心快跳到喉咙口，手激动得急骤颤抖，几乎眼发黑快晕了过去，心中在默念着：啊！她胸前还佩戴着那颗红宝石项链。
原来，在数天前，阮玲玉已见唐季珊行动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带着试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摸着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子，内装一红色宝石的项链。
阮玲玉看着这精美的饰物，思绪起伏：他是送给我的吗？他已知道我有几副满意的项链了，而且这一副和原来的项链中的一副十分相像。可他不是送给我的，又是送给谁的呢？
阮玲玉全身血液沸腾着，微皱着眉头，不觉又想到：难道自己的猜测，近日来所听到的风言风语是真的么？当她再回过头去，看见正躺在床上的唐季珊，沉睡中一滴口水顺着嘴唇流出的样子，徒生一种嫌恶的感情。
阮玲玉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顺手拿了一块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边的唾液。随着这一动作，她心中又萌生一个思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留心查看。现在看来，天呐！这一切可不是真的么？
唐季珊的变化，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阮玲玉与张达民联姻，是母女寄人篱下，又受旧风俗习惯的束缚。在当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何况，那时阮玲玉并未成年，婚姻由无经济能力的寡母代办，现在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能明了几分真相的人，可能同情是在阮玲玉这一边的。
可是，与唐季珊同居时，自己已是一个22岁的成熟女子，又是一个曾经历过一次婚姻不幸的人。阮玲玉心中在骂：这是自作自受。
阮玲玉的眼泪，向谁诉？向谁言？自然，她首先想到了在生活中最亲的人――母亲。可她想到，就是对母亲倾诉心怀，也是于事无补，她见着母亲因过于辛劳的生活而造成额头的缕缕皱纹，就不忍心去再加重她的悲痛。
从此，在阮玲玉的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变化，不明底细的人，从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戏，准备角色，参加社交活动。可要是一个细心的人就会觉察到，她在和大家说笑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声刚出来，又嘎然而止。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得把她的情感寄托于神佛，费穆干1936年曾忆及阮玲玉的一段往事：
“她（阮玲玉）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数次到普陀进香；在苏州拍《人生》的时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归途中，她又在西园进香，在五百尊罗汉面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记得，她曾这样对我说：‘不要笑我，我晓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实我何尝笑她，这不过是她自己解嘲的笑――根本她已自觉在佛前烧香是一件迷信的行为，而她暂时还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罢了。
她对于这种内心的冲突，正如对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样，无时不在挣扎，无时不在斗争……”
信佛的阮玲玉并没有逃离厄运，1935年初，她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掀起波澜的则是张达民和唐季珊。
还是在1934年底，圣诞节刚过，阮玲玉的家中来了一位中年妇女，此人坐下后，向阮玲玉和唐季珊说道：
“我是张达民的表姐，他请我来与你交涉一件事。”
“什么事？”阮玲玉警惕起来。
来人不急不忙地说道：
“当年阮女士与张先生订立的协议，还有将近5个月就要到期了。张先生最近手头有点紧，希望阮女士能将余下的5OO元今天一次付给，交给本人带回。这是张先生的委托书，请阮女士过目。”
阮玲玉接过委托书一看，确是张达民的笔迹，她略一沉吟，说道：
“也好，我答应他的要求，今天就将5OO元钱给他。请你转告张达民，自此后，我与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
来人将钱装进口袋里后，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
“阮女士别把话说绝了，本来你在付出这笔钱后，的确与张先生已了无瓜葛。可阮女士别忘了，你当初搬出海格路大胜胡同与唐先生同居时，把属于张先生的衣物、家产也一并搬了过去。”
阮玲玉听闻此言，怒从心起：
“你这是血口喷人！他张达民有什么财产在我手中？真是笑话，当时不要说家中的财产，就是张达民的零用钱，也都是我给的。”
来人并不生气，一字一板地回道：
“这家务事可不是由你阮女士一人说了算的，到底阮女士侵吞了张先生的财产没有，我们可以请公众来评理。”
来人终于亮出了杀手铜。
这时，坐在一旁冷眼观看的唐季珊发话了：
“我看你这位女士何不把话挑明了说呢，他张达民不就是想再从我们这里讹一笔钱吗？请开价吧。”
来人脸上一丝尴尬的神色一闪而过：
“唐先生是个爽快人，阮女士带走的属于张先生的财产，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所值大约不会低于2000元。”
“2000元，张达民的财产可值钱哪，”唐季珊满脸的不屑。“好吧，我就出一回血，这钱我付了。”
听唐季珊愿意付钱，来人也就不计较唐季珊的态度，“那就请唐先生如数付给吧。”
“且慢，你回去叫张达民写份文书来，保证拿了这笔钱决不再以任何方式来惹是生非，胡搅蛮缠。”
来人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张达民的那位表姐又来了，但她狮子大张口，开出的价钱是4000元，否则不写文书。
阮玲玉稍稍犹豫了一下：4000就4000吧，自己省一点，摆脱这个恶魔比什么都好，正待开口答应，唐季珊抢先发话了：
“别做你的清秋大梦了，2000元已是过分，还想讹4000元。回去告诉张达民，2000元也不给了，他有什么办法，就冲着我唐季珊来吧！”
“好，等着瞧，我们法庭上见！”来人跨出门时恶狠狠地丢下话来。
第二天，唐季珊就收到张达民委托孙粥伍律师写来的一封信，“指其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唐季珊读完来信，冷笑道：
“张达民抬出个律师来以为就能吓倒我了，他能请律师，难道我就不会请？与其让他先告我，不如我先来告他，先让他到被告席上坐坐再说。”
阮玲玉不愿打官司，然而唐季珊一点也不考虑她心中的忧愁，聘请了著名律师熊飞，将一纸诉状递到了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法院受理了此项诉讼。于是，阮玲玉被卷入了一场直接导致其毁灭的连环讼事之中。
1935年1月10日对阮玲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
判决在1月17日进行，由于唐季珊证据不足，法庭判“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张达民无罪。
这样的结果是唐季珊始料未及的，当然觉得窝囊，却也别无它法，只得自我安慰：好在经过这场在广庭大众之下与张达民撕破脸对着干的讼事之后，不用担心他动不动就以抖落隐私给报界来威胁纠缠了。
阮玲玉想想也有道理，但心里总是闷闷的，她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袭来。
2月的一天，阮玲玉结束了一天的拍片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刚刚坐下，胡蝶来了，老友相逢，当然格外高兴。
“玲玉，前几天我就来过一次，可惜你不在家，没能见到你，我想今天来了无论如何要等到你，不然我可就不走了。”
听胡蝶一说，她猛然想起胡蝶即将出访欧洲之事，想不到胡蝶会在临行之前又一次地登门向自己辞行，阮玲玉心中很是感动。
两人说着谈着，不觉触动了阮玲玉的心事，她的眼圈红了。胡蝶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
“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
“你真会劝人！”阮玲玉含泪带笑说道。
在胡蝶与阮玲玉的最后一次见面几天后，《新女性》事件发生了。小报记者们见骂不走孙师毅、蔡楚生一便把阮玲玉确定为他们要攻击的主要目标。
这天傍晚，两名小报记者找到张达民．并准备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菜。几人入座后，一位记者开了言：
“我们今天来找张先生，一来当然是为了采访，看看张先生有什么独家新闻向我们提供；二来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张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法庭虽判张先生无罪，但总是有损张先生的名声，难道你就这么忍了不成？”
“唉！”张达民一声长叹。张达民原本一直想用诉讼来要挟阮玲玉，想不到自己却先当了被告，心头这口恶气难消，但他一时未想出什么有效的报复办法来。最好的以牙还牙的办法莫过于到法院去告阮玲玉、唐季珊，但手头并没有什么过硬材料。再说为了上次官司，自己的钱已花完了，若再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他实在付不起钞票。
两位记者见此情形，会心一笑，其中一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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