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他先后为商务影片部、长城、大中华百合、联华、艺华、新华等公司编导了约20部影片。由于这些公司的制片方针各异，杨小仲所导的影片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上也显得参差不齐。
抗战爆发后，他曾赴内蒙抗日前线拍摄纪录片。“孤岛”时期及抗战以后，他多受雇于私营公司，拍摄了为数不少的影片。
总的说来，杨小仲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主要在于中国电影的开创时代，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的一生也都奉献给了电影事业。
陆洁：
陆洁（1894―1967），字焕章，江苏嘉定人。17岁时赴上海当学徒，后又赴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上海。20年代初进入电影界，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他是创刊于1922年的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与顾肯夫创办的这份杂志介绍了外国电影知识，首译和统一了一批外来的电影名词术语，如“导演”一词，就是他在受到朋友来信中提到的“教习”一词的启发而译出的。
其次，作为一名电影编导，他为“大中华”和后来的“大中华百合”编写和导演过数部影片，是公司的主要编导人员。
“联华”成立后，陆洁出任二厂经理；1936年，“联华”改组为“华安”后，他又任“华安总厂丫长。在他的主持下，“联华二厂”和“华安总厂”曾拍出一大批优秀影片。
抗战爆发后，陆洁留在“孤岛”上海租界内，为吴性栽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吴性栽投资创办的文华公司常务董事兼厂长。陆洁的一生也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出生于浙江杭州。1914年自德清县立高小毕业，1915年被保送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夏衍被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录取。1924年加入国民党。
1927年7月，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夏衍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托参加了“左联”的筹建工作。
1932年，夏衍进入电影界，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著名倡导人与领导人，在他的一个个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的同时，他的话剧剧作也一一问世。1936年，他首次以夏衍为笔名创作的话剧《赛金花》曾作为国防文学的力作而轰动剧坛，此后又有《上海屋檐下》等话剧剧本问世。1937年，转入新闻界。
夏衍对中国电影，特别是30年代左翼电影有着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电影编剧，他的作品树立了左翼电影的楷模，从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到1937年创作的《摇钱树》，出自他手（包括与人合作）的电影剧作有12部之多。
这些影片不仅展示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以精巧的构思，独到的结构以及各种电影表现方法的恰当应用，显示了夏衍的电影剧作特有的魅力。
一个30年代初才涉足影坛的编剧能有如此的成就，固然是由于他本身业已具备的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但更与他踏入影界后的刻苦钻研密不可分。
在对电影特性的研究和把握方面，他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曾在编剧实践中尝试过对戏剧电影观的突破。在改编《春蚕》时，就有意冒着“很大风险”，采取了“不是戏剧化而是极端素描的题材”，在摄制时采取“很多电影方式”。
此外，夏衍在30年代还撰写了一批电影评论，通过影评推荐优秀影片或新方法、新理论；批判坏影片。在与软性电复论者的论战中，他的文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田汉
田汉（1889――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1921年，携妻归国，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并撰写有关电影的文章，后集成《银色的梦》出版。
1926年，田汉应新少年影片公司之请，编写了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翠艳亲王》，因触及时弊，公司未敢拍摄。1926年底，他发起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并亲拟发出启事：
“……酒、音乐和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也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唯梦不可以作伪……”
南国社投入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田汉自编自导的《到民间去》，但由于资金匮乏，这影片断断续续拍了两年，仍未能拍完。1927年，田汉又主持拍摄了《断笛余音》，也未能拍完。田汉还为“明星”编成《湖边春梦》，1927年摄成。这也是他第一部与观众见面的影片。
1930年，田汉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1931年他编写的电影剧本《母性之光》标志着他在电影创作上的转折。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左翼电影的创作和指导，直至1935年被捕。
1937年出狱后，首次以田汉为笔名，创作了《青年进行曲》这一电影剧本。1931年至抗战爆发，田汉有9部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田汉于抗战期间完成的《胜利交响曲》和战后完成的《忆江南》及《丽人行》也是该时期中重要的电影作品。
田汉对中国电影事业有卓越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电影编导，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浪漫的激情、传奇的色彩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使他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阳翰笙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继修，出生于四川高县罗场。1922年，就学于成部省立一中。1924年，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阳翰笙参加了“三罢”斗争。1926年，他奉调入黄埔军校，任中共入伍生总支书记、教官和政治部秘书。
1927年底，他辗转来到上海，即受郭沫若之邀，参加了“创造社”的工作。1928年起，陆续以华汉等笔名发表了以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一批长、中、短篇小说。
在左翼文艺工作者进军电影界之时，阳翰笙接受夏衍等人的建议，开始了电影剧本的编写，第一次以阳翰笙为笔名，编写了《铁板红泪录》，随后进入“艺华”。1940年，他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抗战结束，他又创作了《八百壮士》等4个电影剧本。
战后，他主持了昆仑公司的编导委员会，并创作了《万家灯火》，改编了《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的电影创作特色也是十分鲜明的，他的作品无一不是紧扣时代脉搏。他的电影文学创作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云，一类是通过对个人命运的描写揭示社会矛盾。他与夏衍、田汉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三员猛将。
孙瑜：
孙瑜（1900――1990），四川自贡人，生于重庆，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清华大学文学系。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学成回国，1927年正式跨入电影界。
孙瑜任编导的处女作是1928年为“长城”拍摄的《渔叉怪侠》。“长城”结束后，孙瑜转入“民新”，1929年编导了《风流剑客》。
“联华”成立后，孙瑜开始展现其非凡的导演才华，“联华”的最初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花闲草》均出自孙瑜之手，使“联华”一鸣惊人。此后，孙瑜走上了艰难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探索之路。
1931年、1932年编导的《自由魂》、《野玫瑰》、《火山情血》择取的均是勇敢地面对现实的题材。1933年编导的《小玩意》、《体育皇后》，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大路》，写下了30年代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
抗战期间，孙瑜编导了《火的洗礼》。抗战胜利后，赴美考察，1948年回国，参加了昆仑公司，并筹拍《武训传》。
作为一位杰出的电影编导，孙瑜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一方面他从不回避现实，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上，他的影片充满了乐观明快积极的情绪。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正是孙瑜影片的最大特征。
孙瑜还是一位善于发掘和培养演员的伯乐，金焰、王人美、郑君里等皆是因主演孙瑜编导的影片而成名的。他对于演员，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使演员与角色产生心理共鸣。
蔡楚生：
蔡楚生（1906――1968），广东潮阳人，12岁时到汕头一家小钱庄当学徒，18岁时即置身革命。后只身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在一家电影公司做个相当于打杂地位的职员。
1929年，蔡楚生结识了同乡名导演郑正秋，得到郑的赏识，从而进入“明星”，并师从郑正秋学习导演。1931年，蔡楚生加入“联华”，并编导了处女作《南国之春》。
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1933年以后编导或导演的影片《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既是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在艺术上几乎每部又都是可圈可点之作。
抗战期间，蔡楚生编导了《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两片。抗战胜利后，他成为昆仑公司的主要编导，拍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朽的名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的作品从精神到方法，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王义。他创造的主要银幕形象，不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或中间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而能为观众接受并难以忘怀的。
与郑正秋一样，蔡楚生也是民国电影史上拥有观众最多的电影编导之一。居于民国电影史上卖座率前列的三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和《姊妹花》，皆出于郑、蔡二人之手，而且前两部都是蔡的作品。
蔡楚生的成就得到了举世公认，他是第一个为中国电影赢得国际荣誉的编导。几十年后，他的作品再度在中外上映时，仍深深打动了观众，他的艺术才华，令中外同行们赞叹不己。
史东山：
史东山（1902――1955），原名史匡韶，浙江杭州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史东山就表现出了对艺术的特殊爱好，但家道中落，史东山被迫赴上海谋生，在上海电报局当报务员。不久，进入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从此即爱上电影这一行。
1925年，他所编写的《柳絮》被公司录用，并让他自己导演，新片映出时，他第一次用了史东山这个名字。此后他转入“大中华百合”，编导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和《王氏四侠》三片，流露出唯美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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