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陪着我去圣马克医院见了癌症专家卡特琳娜·科尔。那是在去年十月。
对我俩而言，那是一段恐怖的经历。
首先，科尔医生给我做了个支气管镜检查。她把一根末端带着摄像头的管子从我嘴里塞进支气管，试图以此观察肿瘤的采样过程。但支气管镜看不到我的肿瘤。所以她后来做了针刺检查：用一根锋利的针，在X光的指引下，穿透我的胸膛，直接刺进肿瘤。根据我痰中的细胞检查已经确定我得了癌症，此次采样是为了保证不出差错。
如果肿瘤还未扩散，而且我们确切地知道它的位置，它就可以通过手术摘除。但在确定是否值得打开我的胸腔前还需要做另一个检查：胸镜检查。科尔医生在我胸骨上方开了个小口；口子一直开到气管壁边。随后她把一根摄像管塞进开口，顺着气管外壁移动它来检查两个肺的淋巴结。这次检查取走了更多的样本。
最后，她终于告诉了我和苏珊她的发现。
我们被这个消息击倒了。我喘不过气来。虽然科尔给我们宣布检查结果时我是坐着的，但是我仍然担心我可能会栽倒。癌已经扩散到了我的淋巴结，手术治疗已经没有意义。
科尔等着我和苏珊镇静下来。这位癌症专家见过成百上千次类似场面了。垂死的人们看着她，恐惧写在他们脸上，目光中渗透着哀求，希望她说这只是个玩笑，是个错误，或是机器出了故障，或是还有希望。
但她什么也没说。
那天刚巧有病人取消了一个约会，因此我可以马上做CAT扫描。
我没有问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来。也许他或她死在了两次检查之间。整个癌症病房装满了鬼魂。苏珊和我默默地等着。她试着读几本过期杂志，我则一直盯着前方，脑子里乱糟糟的。
我知道CAT扫描——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我做过很多次了。时不时的，多伦多的几家医院在它们的机器空闲时会允许我们扫描一些有趣的化石。这种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检查那些脆弱的化石，还可以观察化石的内部结构。我们曾用它检查过恐龙头骨和恐龙蛋。我知道所有步骤——但我自己从未接受过检查。我的手在出汗。我一直有要呕吐的感觉，尽管今天经历的检查都不会令人太过恶心。我很害怕，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怕过。我惟一一次经历和今天差不多的紧张感觉是在六年前，当时我和苏珊在等待我们能否收养里奇的通知。我们坐在电话旁，每次它一响我们的心就怦怦直跳。但那时候我们等待的是好消息。
CAT扫描不会给人痛楚，到了现在，微量射线根本不会对我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我躺在白色的平板上，一个医务人员将我的身体送进扫描腔。机器输出图片，上面显示着肺癌的范围。
一个很大的范围。
我一直是个好学生，一个好学的人——苏珊也是。但那天的事发生得太快、太乱、太纷杂，我们无法体味、无法相信。科尔却独立于我们的感情之外——类似解说她已经作过上千次了，她已经变得职业化了，变得冷漠了。
但对于我们，对于所有那些曾坐在苏珊和我正坐着的塑料背椅子上的人，对于那些挣扎着去接受，去理解的人来说，整个过程是令人恐惧的。我的心在狂跳，头疼得似乎要裂开。科尔不断递给我的温水也不能缓解我的口干舌燥。我的双手——曾经小心冀翼地将恐龙胚胎的骨头从破碎的蛋中剔出的双手，把羽毛化石和石灰石外壳分离出来的双手，我赖以谋生的双手——像阵风中的树叶般颤抖不已。
“肺癌，”这位癌症专家以平静的语调说着，仿佛在谈论最新款的SUV车或是录像机的某些功能，“是最致命的一种癌症，因为它通常不能在早期发现，当它被发现时，它一般已经扩散到了颈部和腹部的淋巴结，肺与胸部之间的胸腔隔膜、肝脏、肾上腺以及骨髓。”
我希望她能说得抽象点，理论化一点。只做些笼统的评论。
但不，不是。她不断地说。她说得很清楚。而且这些都跟我有关，有关我的将来。
是的，肺癌经常大范围扩散。
我的就是这样。我问了个问题，一个死也要间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害怕听到答案的问题，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从那一刻起决定我的世界中所有一切的问题。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
科尔，终究是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她此刻也不敢面对我的眼睛。确诊后的平均存活时间，她说，在无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是九个月。化疗可能会延长我的生命，但我得的那种是肺腺癌——一个新词，跟我姓名的音节一样多，却比我的名字托马斯·戴维·杰瑞克更能决定我的命运。即使在经过治疗之后，八个肺腺癌患者中只有一个能够在确诊后活过五年，大多数人很快就走了——这就是她用的词，走了，就好像我们溜出去在街角的小店买个面包。
它像一颗炸弹，粉碎了我和苏珊的一切。
在那个秋日发条已上好。
倒计时已经开始。
我还有大约一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