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先生是个毫无特色的人。他尚无妻室，在一家平平常常的公司里工作，混了个平平常常的地位，工作干得也平平常常。若非找出特点不可的话，恐怕只得说“平凡”二字了。他住在一所普通的公寓里，每天回家以后，是靠看电视或是浏览期刊杂志来消磨时光。
这一天，K先生照例读杂志。读罢，随手一丢，喃喃自语道：
“尽是些平淡无奇的新闻。每天都这么无聊，要是有钱，或许还能快活些。”
这时，K先生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在嘀嘀咕咕些什么呀？”
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K先生感到蹊跷。
“奇怪。电视机已经关掉了。”
无须检查，电视机的开关确已关掉。可是，又传来了语声。
“在这儿！”
那声音急促，满带喜悦。K先生环视屋内，终于找到了发声之处。
原来，从他刚丢掉的周刊杂志的书页间，爬出来个身长约十厘米的小小女人。这个小女人令人不可思议地忙活了一阵：从书页间掏出一张张纸币，再把纸币摞起来。纸币有书本那样大小，所以她坐在纸币捆儿上的姿态就象坐在椅子上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K先生说。
遇到这种意外的场面，是不会有层次地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的。女人悠荡着一条腿回答说：
“没什么。你不是又无聊又需要钱吗？这些我来给你解决。”
“可是……”
K先生不知如何是好。他躬身细瞧，除去身材矮小这一点，其他都和一般的女人没什么两样；而且略有姿色，从那张脸来看，她头脑精明。然而，却不够沉稳，显得轻薄，让人不抱好感。
K先生没有说下去，女人急不可待地说：
“喂，怎么了？若是你没有兴致的话，我可爱到别处去啦！”
“我没打算拒绝。”
眼前成捆儿的钞票的魅力实在太大了，好奇心也在不断地驱使他。女人点点头，脸上浮现出微笑，尔后带着微笑放声大叫。
“救命呀！来人呀！啊……杀人啦……”
这小小的躯体竞能发出这般又尖又大的声音，真令人难以想象，简直就象脑袋里被什么东西乱抓似的。
K先生掩耳闭目。当他睁开眼睛时，那女人已不见了，只剩下那捆钞票。
“真是莫明其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K先生茫然若失。但他并未长久地呆呆然。不一会儿，门外人声嘈杂，随之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进来许多人。有公寓里的居民，有管理人员，也有陌生人。人们七嘴八舌地问。
“出了什么事？”
这一问，K先生忙颠三倒四地说：
“不，没……”
“是吗？哎呀，这儿有这么多钞票！这钱是你的吗？”
“不是的。”
人们轮番重复着同样的问话，K先生一边提心吊胆地盘算着一边应付。
“出了什么事？”
“这事不好讲。”
“原来这样。嗯，那钱是你的吗？”
“是的，是我的。”
因为乱糟糟的，所以K先生的答话也语无伦次。即便完全相反，对他来说哪种回答都是真实的。但人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夹杂在人群里的一个象似警察的陌生人，他让其他人都回去，自己坐下来开始盘问。
“那么请你如实地讲讲。”
“如实讲也……”
“很多人都听到了女人的惨叫。”
K先生竭力说明，以求对方能够理解。什么睡臆症啦、做梦啦、人们的错觉啦。当然对方是不满意的。
“那些钞票是怎么回事？”
梦里是不会出来成捆儿钞票的。最后K先生把小小女人的事讲了出来。可是对方没打算作笔录，皱着眉头说：
“别耽搁时间，尸首在哪里？是等在窗外的同伙运走了吧？”
“可别开玩笑……”
“好啦好啦，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嫌疑犯。”对方提醒道。如果被害人有了下落，这将成为一起杀人事件。对方带着不放松警惕的神情离去了。
还没等K先生缓口气，报社的、杂志社的、电视台的人接踵而至，进进出出，相同的提问象风砂一般劈头盖脸地袭来。
不作回答，他们就宽慰说：“如不想回答，解释一下也可以。”若是勉强回答，立刻会矛盾百出。听者心平气和，答者神魂颠倒。小型话筒举在眼前，镁光灯门问，电影摄影用的照明灯发出强烈的光，电话铃声阵阵，提问依旧翻来覆去，何以应对，连K先生自己也茫然了。
人们散去，因为K先生已疲惫不堪，两眼快睁不开了。
他用最后的气力锁上门，随后便瘫倒昏睡。
昏睡良久，耳畔又响起声音。
“怎么样？够受的吧？”
又是那个小小女人。声音不大，但急切。K先生有气无力地问：
“你跑到哪儿去了？”
“在灯伞上边看热闹来着。”
“你这家伙真玩世不恭：别人遇到不幸，你却幸灾乐祸看热闹。”
“其实也没什么热闹，我都看腻了。”
“为什么把我卷进这场风波当中去？”
“这，你是知道的。再说也是有我的工作。”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K先生终于问到了核心问题，小小女人轻飘飘地说：
“我是杂志社的妖精，也是宣传机构的恶魔。”
“哪会有这种东西，一定是幻觉。”
“大概是幻觉吧。可对你来说不是幻觉。”
“那么，是谁的幻觉呢？”
“是那些靠期刊杂志、新闻报道度日的人们的幻觉。他引总是希望发生点儿什么事。那希望、或是执念、或是潜在意识因某种作用凝结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我。毫无办法。”
“我感觉似懂非懂。那捆儿钞票又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来的？”
那捆儿钞票还在地上。进来的人们相互窥伺，所以还没被人乘隙盗走。
“宣传机构与银行不同，不知什么原故，无论有多少钱去处不明，也没人大吵大嚷。因为那些钱是募集而来的。”
“你常干这种事吗？”
“嗯，是的。可也不常干。如连续几天没有重大新闻就不得不干。有时制造些侵吞公款消息，有时候报盗窃案等等。这些你也都在报刊上看到了，但并非总是使用一种段，这次就是个新节目。”
“哎呀，我被你这狠毒的家伙给盯上了！快把那些钱拿走！”
“那可不行，我的事情还没办完呢。”
那个期刊杂志的妖精还是什么宣传机构的恶魔的女人消失在电视机里。K先生仍然觉着象梦境一般。但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得不相信。
自翌日起，K先生脚底失去了平凡的自由。这事件上了广播，登了报纸，拍了照片，象溃堤奔泻之流、象逃散的鸟群一样不可收拾。然而，报刊杂志上的标题措辞却自由得很。什么谜一般的杀人事件，惨叫与钞票，销声匿迹的被害者，同案犯逃住何处等等。此外，还使用了各种带有刺激性的词句；内行们也争相阐述己见。这事件是绝好的话题，也是乐趣横生的读物。然而，只有K先生一人除外。
这场闹剧持续了数日。正当转向低潮时，突然冒出个女人说那笔钱是她的，还登载了她的手书，但立刻有人识破她是弄虚作假。话题是话题，发表与鉴别真假是两回事。
“简直一塌糊涂。这事也是你干的吧？”K先生冲着又从纸篓里钻出来的妖精说。
“随你怎么想都可以。”
“你见好就收吧！”
“那可不行。人们不是以此快活解闷吗？为他们效劳是我神圣的义务。”
看来她不想离去。K先生已无立身之地了。离家外出，则众目睽睽，自然公司也去不得了；闭门不出，则电话铃声接连不断；造访之客蜂拥而至，让人不得安宁。他想倒不如让警察拘留了好。可即使想自首，可一无尸体，二无同案犯。
他想找个安静的去处歇息一下，就去旅行介绍所商谈。谁知这样一来又生出是非，说他是准备逃跑。他想买安眠药去药房，于是乎一个象似负责扫尾的新闻记者不着边际地说：
“如果您要自杀，请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要什么样报酬都可以。”
只要被宣传机构的恶魔缠身，就不会有自由。
K先生终于横下一条心。瞻前顾后，则寸步难行。于是他去神经科医生那里求医，此外想不出别的办法。可这样一来，又横生枝节，说他装病，又说他是受良心的谴责。但K先生意志不减，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他向医生原原本本诉说了事情的始末。
医生一时难做决断。诊断是幻想症，过于草率，而且无法解释那捆钞票；倘若诊断不当，怕是连自己也要被牵扯进去。如诊断有病，记者就会前来询问诊断根据。如诊断无病，归途中自杀了又如何是好？
医生左右为难，最后给K先生作了细致的检查，发现了轻微的内脏疾病，将其送进了专科医院。对K先生来说这倒没什么不满意的，因为这样可以暂且得到安宁。
妖精形影不离，但并不是看护病人。一有人来，她便隐身敛迹，等人一走，又原形再现。K先生把心一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眼下就留在这里，费用就用那笔钱。虽说这钱来路不明，但不必担心被害人申诉，自己花自己屋里的钱无须客气。
正在这时，妖精对他说：
“我要走了。”
“哪儿的话，再多呆些天也没关系。”
“你好象把我看成故意与人作对的人和我呕气。可你想错了。如果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作为宣传机构的恶魔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随你的便，我主意已定。”
妖精消失在枕旁的花瓶里。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再也没回来。K先生仍过着病院生活，因为一出院，肯定还不会安宁。
几个月后，K先生出院了。他想再住下去，可那笔钱用光了。
事情就此了结。对K先生来说，若说有变化，只是工作单位和住处。
一切又都仍旧如故。在人们头脑中没留下任何东西。偶尔在电车上碰到这样的目光：“这人好象在哪儿见过。”仅此而已。
在工作单位也是一样。一天，他和同事一起喝酒，乘酒兴顺嘴说了句：“我曾被当成新闻人物轰动一时。”但同事劝告他不可信口胡言，方才了事。
人们谈论的话题，必须是使最新发行的报刊杂志丰富引人、新颖的、带有刺激性的，谜一般的新闻事件。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新一著《破烂零件》）
李建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