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罗斯站在急诊病房的治疗室外面，透过小玻璃窗朝里张望。里面有六个人在照料莫里斯，他们全围在他身边。她什么也看不见。她真正能看见的是他的两只脚，脚上只有一只鞋，另一只鞋没有了。到处是血，好几个急诊病房的人都溅到了血。
安德斯和她一起站在外面。他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对此事的看法。”
“没必要，”她说。
“那个人极其危险，莫里斯应该等警察的。”
“可警察没抓到他。”她说着突然火冒起来。安德斯什么也下明白，他不理解你怎么会对一个病人如此负责，你怎么会想要去照料别人。
“莫里斯也没有抓住他，”安德斯说。
“为什么警察没抓住他？”
“他们赶到机库时，本森走了。机库有好几个出口，无法把它们全堵住。他们发现莫里斯在机翼下，那个机械师在机翼上，而且他们受的伤都很严重。”
治疗室的门开了，埃利斯走出来，他脸色憔悴，胡子也没刮。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怎么样？”罗斯问。
“他没危险，”埃利斯说，“虽然他要有几个星期不能说话，可他没有危险。他们正准备送他去做外科手术，用金属丝固定他的下颌并把他的牙齿拔出来。”他朝安德斯转过身去。“他们有没有找到凶器？”
安德斯点点头。“两尺长的一段铅管。”
“管子肯定正巧打中他的嘴巴，”埃利斯说，“但至少他没有吞入任何击落的牙齿。肺部的片子显示支气管里无异物。”他抱住珍妮特。“他们会治好他的。”
“另一个怎么样？”
“机械师？”埃利斯摇摇头。“我不想打赌。他的鼻子被打碎，鼻骨进入了大脑，脑脊液正从他的鼻孔里流出来，大量出血，而且脑炎有大问题。”
安德斯说：“你估计他存活的可能性如何？”
“他已上了病危名单。”
“好吧。”安德斯说完便走开了。
罗斯和埃利斯一起走出急诊病房，朝咖啡馆走去。埃利斯的手臂始终搭在她的肩膀上。“这事给弄得一团糟，”他说。
“他真的没有问题吗？”
“当然”
“他长相还不错……”
“他们会接好他的下颌，他不会有问题。”
她打了个寒战。
“冷吗？”
“冷，”她说，“而且累，很累。”
她和埃利斯一起在自助餐厅里喝了咖啡。时间是六点半，许多工作人员正在用早餐。埃利斯慢吞吞地喝着，他缓慢的动作表明他疲劳了。“有意思，”他说。
“什么？”
“今天下午我接到明尼苏达的一个电话。他们有一个神经外科的教授职位空缺，问我是否感兴趣。”
她没有吭声。
“那不是很有意思吗？”
“不，”她说。
“我告诉他们，在我被这里解雇之前，我不作任何考虑，”他说。
“你肯定你会被解雇吗？”
“难道你不吗？”他说。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注视着一个个身着白大褂的护士、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我不会喜欢明尼苏达，”他说，“那里大冷。”
“但那所学校不错。”
“嗯，不错，一所好学校。”他叹了口气。“一所不错的学校。”
她为他感到遗憾，但又立即抑制住这种感情。他是自讨苦吃，而且不听她的劝告。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她始终没有允许自己对任何人说“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她甚至不许自己这样想。一是这样说没有必要，另外，这对她最关心的帮助本森一事来说也毫无益处。
但是，她现在并不同情这位勇敢的外科医生。勇敢的外科医生是拿别人的生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一个外科医生损失的至多是他的名声。
“好了，”他说，“我最好回研究室去，看看事情进展如何、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什么？”
“我希望他们杀了他。”埃利斯说完朝电梯走去。
手术在下午七点开始。她从上面的玻璃观望台看着莫里斯被推进手术室，外科医生给他挡上遮布。手术将由本狄克斯和柯蒂斯主刀，他俩都是出色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们会像其他人可能做到的那样把莫里斯修整好。
但当一片片消毒纱布从莫里斯脸上取下露出肉来的时候，看到的人还是吓了一跳。他的上半部分脸是正常的，只是显得苍白，下半部分成了红兮兮的一团，像屠夫手下的肉。要在这红红的一团肉中找到嘴巴真不容易。
埃利斯在急诊病房已看到这情况，现在感到吃惊的是她，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是如此。她能想象出更靠近时的效果。
她站在那里，望着手术遮布盖到他身上和头部。医生已穿上手术衣，戴好手套，工具台已经到位，消毒护士已各就各位，整个外科手术的准备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体现了很高的效率。这是一种奇妙的过程，她想，它是如此严格，如此完美，以至没人会知道——手术医生自己大概也不曾考虑过——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同事动手术。这过程，这固定的程序对于手术医生具有麻醉作用，就像麻醉剂对于病人具有麻醉作用一样。
她走近研究室时，看到一群记者把埃利斯拦在了大楼外面。他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情绪显然不好。她听到“大脑控制”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
她略感内疚地绕到远处的一个入口，乘电梯上了四楼。大脑控制，她想，星期日增刊将就大脑控制问题展开讨论，各家日报也会随之刊登严肃的社论——医学杂志会刊登更为严肃的文章——讨论不加控制和不负责任的研究所产生的种种危险。她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到来。
大脑控制，天哪！
事实上每个人的大脑都受到控制，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兴。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脑控制者是父母亲，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理论家们通常忘记偏见或神经失常或情感障碍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养。当然，父母们并个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孩子，他们只是反复向孩子灌输他们认为重要和有益的种种思想观念。
新生儿就像等待编排程序的小计算机，不管教给他们什么，无论是糟糕的文法还是粗鲁的举止，他们样样都能学会。像计算机一样，他们没有识别能力，无法区分好的观念与坏的观念。有一种类比是非常贴切的：许多人都议论计算机的孩子气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计算机“穿上鞋和袜”，它肯定会回答说袜子无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编制到孩子七岁时完成。它们包括种族观念。性观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念等。陀螺仪已经设定，任由孩子们围绕其预定的轨道旋转。
大脑控制。
那些同社会习俗一样简单的事情又怎么样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么样呢？坐电梯脸朝前呢？从左侧超车？右手拿酒杯？人们为固定社会交往所需的琐碎习俗数以百计——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种习俗，你就会引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安。
人们需要大脑控制，他们为大脑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没有控制，他们便会陷入无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让一小撮人试图解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失控的暴力——突然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抗议声：大脑控制，大脑控制！
控制还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楼走出电梯，在过道里与几个警察擦肩而过，走进她的办公室。安德斯在里面，他挂上电话，双眉紧锁。
“我们刚刚开始出现转机，”他说。
“哦？”她的烦恼在一阵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说，“但是我真是该死，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
“本森的相貌说明及照片在城里散发，有人认出了他。”
“谁？”
“市政厅建设与计划处的一个办事员。他说本森十天前去过。建设与计划处存有城区内所有公共建筑的详细档案，而且他们还掌管着某些建筑法规。”
罗斯点点头。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筑的具体细节，他想核实有关电气的图纸。他说自己是电气工程师，还出示了一些身份证明。”
罗斯说：“他家里的两个姑娘说他曾回去取了些图纸。”
“大学医院，”安德斯说，“他有整个医院的全部线路系统的图纸。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八点钟的时候，她站着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脑袋发胀，她意识到她已别无选择——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觉。”她告诉安德斯，说完便离开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经过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她没有再去注意他们，她记得走廊里好像自始自终都有警察在场。
她朝麦克弗森的办公室里瞧瞧。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斜靠在肩上睡着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协调，听起来好像在做恶梦。她轻轻关上门。
一个勤杂工从她身边走过，端着装满的烟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个勤杂工做清扫工作，她感到奇怪。这景象在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事情有点不寻常，肯定出了什么她还不清楚的问题。
这事情困扰着她，但她最后还是随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脑子糊涂了。她来到一间治疗室，里面空无一人。她走进去，关上门，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
她几乎是倒下去就睡着了。
休息室里，埃利斯看着十一点钟新闻节目中出现的自己。他上电视一半是出于虚荣，一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格哈得也在里面，还有里查兹，还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着摄像机，一边在回答一群记者的提问。麦克风死命朝他的脸上伸过去，他显得很平静。这很使他得意，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记者们问了他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他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接着有个记者问：“为什么要做这次手术？”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作为礼貌的回答，即使是麦克弗森也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大脑受伤和暴力有关这种情况多吗？”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ＡＤＬ患者。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当然不是。大多数是绝对安静的。但如果你检查一下暴力者，你会发现其中患有脑损伤的人占有极高的比例。肌体脑损伤，我们认为肌体脑损伤通常是暴力的动因，这一看法与许多关于贫穷、歧视及社会不公正的理论是相对立的。当然，那些社会因素可能会助成暴力，但肌体脑损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你无法用治疗社会病的方法来治疗肌体脑损伤。”
记者们的提问暂停了下来。埃利斯记得这段沉默，也记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赢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说暴力的时候——”
“我是说，”埃利斯说，“个人挑起的无故的暴力袭击。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１９６９年，在这个国家遭受袭击或杀害的美国人比整个越战期间伤亡的美国人还要多。具体他说——”
记者们飞速地记录着。
“——发生了一万四千五百起谋杀案，三万六千五百起强奸案，以及三十万六千五百起恶性袭击案件。总共有三十多万起暴力案件，这还不包括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车进行的。有五万六千人死于车祸，三百多万人受伤。”
“你一向很擅长数字，”格哈得边看边说。
“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说。
“不错。可你眯斜着眼睛，样子令人无法相信。”
“我本来就是这副样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屏幕上一个记者在说：“你认为这些数据反映了肌体性脑病？”
“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埃利斯说，“确认个人有肌体性脑病的线索之一是多次重复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尔斯·惠特曼，他在得克萨斯杀了十七个人，他患有恶性脑瘤，几周前他就告诉他的心理医生说他一直想着要爬上塔楼朝人开枪射击。里查德·斯拜克在杀害八个护士前已参与过几次残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维·奥斯瓦德不断地袭击他人，其中好几次还包括他的妻子。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几万起案子则不是那么有名。我们正在设法用手术来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崇高的目标，举足轻重的目标。”
“可这难道不是大脑控制吗？”
埃利斯说：“你把中学义务教育叫做什么？”
“教育，”那个记者说。
采访就此结束。埃利斯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个傻瓜，”他说。
“不，一点都不，”安德斯警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