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距太阳0。387地球天文单位，即5789万公里。太阳光猛烈地倾泻到水星上，使它成了太阳系最热的行星。它的白昼温度可达450℃，在一个名叫卡路里盆地的地方，最高温度曾达到973℃。由于没有大气保温，夜晚温度可低至-173℃。
这个与太阳近在咫尺的星球上竟然也有冰的存在，它们分布于水星的两极，常年保持着-60℃以下的温度。
水星质量为地球的1/25，磁场强度为地球的1/100。公转周期为87。96天，即1000地球年=4152水星年。水星自转周期为58。646天，是其公转周期的2/3，这是由于太阳引力延缓了它的自转速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引力锁定。
水星地貌与月球相似，到处是干旱的岩石荒漠，是陨星撞击形成的寰形山（卡路里盆地就是一颗大陨星撞击而成）。地面上多见一种舌状悬崖，延伸数百公里，这种地形是由水星地核的收缩所形成。水星的高温使一些低熔点金属熔化，聚集在凹部和岩石裂缝内，形成广泛分布的金属液湖泊。由于水星缺少氧化性气体，它们一直保持金属态的存在。夜晚来临时，金属液凝结成玻璃状的晶体。当阳光伴随高温在58。6个地球日之后返回时，金属湖迅速开冻。
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毫无疑问是生命的禁区——可是，真是如此吗？
“疯了，”我神经质地咕哝道：“真的是疯了，只有疯子才这样异想天开。”
何律师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可是，历史的发展常常需要一两个疯子。”
“你很崇拜沙女士？”
“也许算不上崇拜，但我佩服她。”
我干笑道：“现在我知道这笔遗产的内容了，是一笔数目惊人的负遗产。继承人要用自己的财产去维持生命熔炉的运转，维持到哪一年——天知道。不仅如此，他还要为这些金属生命寻找放生之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么做，至少需要数百亿元资金，需要一二百年的时间。谁若甘愿接受这样的遗产，别人一定会认为他也疯了。”
何律师微笑着，简单地重复着：“世界需要几个疯子。”
“那好，现在请你忘记自己的律师身份，你，我的一个朋友，说说，我该接受这笔财产吗？”
何律师笑了：“我的态度你当然知道。”
“为什么该接受？对我有什么益处？”
“它使你得到一个万年一遇的机会，可以干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你将成为水星生命的始祖之一，它们会永远铭记你。”
我苦笑道：“要让水星生命进化到会感激我，至少得一亿年吧，这个投资回收期也太长啦。”
何律师笑而不答。
“而且，还不光是金钱的问题。要到水星上放养生命——地球人能接受吗？毕竟这对地球人毫无益处，说不定还会给地球人类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呢。”
“我相信你，相信沙女士的眼力，所有困难你都有能力、有毅力去克服。”
我像是蝎蜇似地叫起来：“我去克服？你已坐定我会接受这笔遗产？”
那个狡猾的律师拍拍我的肩：“你会的，你已经在考虑今后的工作啦。我可以宣读遗嘱了吧，或者，你和夫人再商量一次？”
6天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正式仪式，我和妻子签字接受了这笔遗产。
我为这个决定熬煎了6天，心神不宁，长吁短叹。我告诉自己，只有疯子才会自愿套上这副枷锁，但海妖的歌声一直在诱惑我，即使塞上耳朵也不行。40亿年前，地球海洋中诞生了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蛋白质微胞，那是个粗糙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真有上帝，恐怕他也料不到，这种小玩意儿会进化出地球生命的绚烂吧。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一种新型生命投入到我的翼下，它是一位女上帝创造的，它能否在水星发扬光大，取决于我的一念之差。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敢轻言接受，也不敢轻言放弃。即使我甘愿做这样的牺牲，还有妻儿呢？我没有权力把他们拖入终生的苦役中。妻子对此一直含笑不语，直到某天晚上，她轻描淡写地说：
“既然你割舍不下，接受它不就得了。”
她说得十分轻松，就像是决定上街买两毛钱白菜。我瞪着妻子：“接下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俩一生的苦役。不过，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趣去生活，活一辈子又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如果你这会儿放弃它，老来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会为此在良心上熬煎一生。行了，接受它吧。”
那会儿我望着妻子明朗的笑容，泪水潸然而下。
现在妻子仍保持着明朗的笑容，陪我接受了沙姑姑的遗产。何律师今天很严肃，目光充满苍凉。我戏谑地想，这只老狐狸步步设伏，总算把我骗入毂中，现在大概良心发现了吧。沙午实验室的两名工作人员欣喜地立在何律师身后。屋里还有一个不露面的参加人，就是沙午女士，她正呆在那座生命熔炉的上方，透过因高温而抖颤的空气，透过厚厚的墙壁在看着我们，我想她的目光中一定充满欣慰。我特意请来的记者朋友马万壮则是咬牙切齿：
“疯了！全疯了！”他一直低声骂着：“一个去世的女疯子，一对年轻的疯夫妻，还有一个装疯的老律师。义哲，田娅，你们很快会后悔的！”
我宽容地笑着，没有理他。不管怎样反对，他还是遵照我的意见把这则消息捅到新闻媒体中去。我想，行这件事，既需要社会的许可，也需要社会的支持。那么，就让这个计划尽早去面对社会吧。
老马把那篇报道捅出去之后，我立即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兴高采烈地说：
“我见到报导了！金属生命，水星放生，一定是愚人节的玩笑吧。”
我说：“不，不是。实际上，那篇报导原来确实打算在4月1号出台，但我忽然悟出4月1号是西方愚人节，于是通知报纸向后推迟4天。”
“正好推迟到4月5号啦，清明节，那这篇报导一定是鬼话喽！”
我苦笑道，慢慢放下话机。
此后舆论的态度慢慢认真起来，当然大多数是反对派。异想天开！地球人类的事还没办完呢，倒去放养什么水星生命！也有人宽容一些，说只要不妨碍人类的利益，人人都可干自己想干的事，只要不花纳税人的钱。
在这些争论中，我沉下心来全力投入实验室的接收工作。我以商人的精打细算，最大限度地压缩实验室的开支。算一算，我的家产能够维持它运转30年。这种生命很顽强，高温能耐到1000℃以下，低温则可耐受到绝对零度。在温度低于320℃时，它们会进入休眠。所以，即使因经费枯窘而暂时熄灭熔炉也没什么关系，只是暂时中断这种生命的进化。
不过，我不会让生命熔炉在我手里熄灭的。我不会辜负沙姑姑的厚望。
晚上，我和妻子常常来到生命熔炉，看那暗红涌动的金属液，或者把图象调出来，看那些蠕动的小生命。这是一些简单的粗糙的生命，但无论如何，它们已超越物质的范畴。1亿年之后，10亿年之后，它们进化到什么样子，谁能预料到呢？看着它们，我和妻子都找到一种感觉，即妻子腹中刚刚诞生一个小生命时的感觉。
老马很够朋友，为我促成一次电视辩论。“或者你说服社会，或者让社会说服你吧。”
我、妻子和何律师坐在演播厅内，面对中央电视台的摄像镜头，聚光灯烤得脸上沁出细汗。演播台另一边坐着七位专家，他们实际是这场道德法庭的法官，不过他们依据的不是中国刑法，而是生物伦理学的教义。台前是一百多名听众，多数是大学生。
主持人耿越笑着说：“节目开始前，首先我向大家致歉，这次辩论本来应放在水星上进行的，不过电视台付不起诸位到水星的旅费。再说，如果不配置空调，那儿的天气太热了一点。”
听众会心地笑了。
“‘水星放生’这件事已是妇孺皆知，我就不再介绍背景资料了。现在，请听众踊跃提问，陈义哲先生将作出回答。”
一位年轻听众抢着问：“陈先生，放养这种水星生命——这样做对人类有益处吗？”
我平静地说：“目前没有，我想在一亿年内也不一定有。”
“那我就不明白了，劳神费力去做这些对人类无益的工作——为什么？”
我看看妻子和何律师，他们都用目光鼓励我，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把话头扯远一点儿吧。要知道，生物的本质是自私的，每个个体要努力从有限的环境资源中争取自己的一份，以便保存自己，延续自己的基因。但是，大自然是伟大的魔术师，它从自私的个体行为中提炼出高尚。生物体在竞争中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合作更为有益。对于单细胞生命，各细胞彼此是敌对的。但单细胞合为多细胞生命时，体内各个单细胞就化敌为友，互相协作，各有分工，使它们（或大写的它）在生存环境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于是，多细胞生命便发展壮大。概而言之，在生物进化中，这种协作趋势是无所不在的，而且越来越强。比如，人类合作的领域就从个体推至家庭，推至部族，推至国家，推至不同的人种，乃至于人类之外的野生生物。在这些过程中，生命一步步完成对自身利益的超越，组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利益共同体。我想，人类的下一步超越将是和外星生命的融合。这就是我倾尽家财培育水星生命的动机，我希望那儿进化出一种文明生物，成为人类的兄弟。否则，地球人在宇宙中太孤单了！”我说，“其实，在一个月前我还没有这些感悟，是沙女士感化了我。站在沙教授的生命熔炉前，看着暗红涌动的金属液中那些蠕动的小生命，我常常有做父母的感觉。”
一位中年男人讥讽地说：“这种感觉当然很美妙，不过你不要为了这种感觉，而培育出人类的潜在竞争者。我估计，这种高温下生存的生命，其进化过程必定很快吧，也许1000万年后它们就赶上人类啦。”
我笑了：“别忘了，地球的生命是40亿年前诞生的，如果担心地球生命竞争不过40亿年后才起步的晚辈，那你未免太不自信了吧。”
耿越说：“说得对，40亿岁的老祖父，1000万岁的小囡囡，疼爱还来不及呢，哪里有竞争？”
观众笑起来，一位女听众问：“陈义哲先生，我是你的支持者。你准备怎么完成沙女士的托付？”
我老实承认，“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我的家产能在30年内维持生命熔炉的运转，但30年后怎么办？还有，怎样才能凑出足够的资金，把这些生命放养到水星上？我心里没有一点数。不管怎样，我会尽我的力量，这一代完不成，那就留给下一代吧。”
听证会进行了近两个小时，七名专家或称七名法官一直一言不发，认真地听着，不时在纸上记下一两点，从表情上看不出他们的倾向性。最后耿越走到演播台中央说：“我想质询已相当充分了，现在请各位专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吧。你们对水星放生这件事，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
七位专家迅速在小黑板上写字，同时举起黑板，上面齐刷刷全是同样的字：弃权！
听众骚动起来，耿越搔着头皮说：
“如此一致呀！我很怀疑七位裁判是否有心灵感应？请张先生说说，你为什么持这个态度。”
坐在第一位的张先生简短地说：“这件事已远远超越时代，我们无法用现代的观点去评判将来的事。所以，弃权是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