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①。
1932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他来自南达科他，我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我当时的特殊爱好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住了下来，找了中文老师，就开始学习语言。在课余时间我们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它们都是著名胜地，但是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高耸的墙和门楼，这些也环绕着当时的北京。墙内，那无穷无尽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上演着。尽管我们在考察中充满了喜悦，但不过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
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引起她讲述了她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她问我们住在哪里。当知道他们的房子离我们不远，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根下，我们同她一样感到惊奇。他们很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使我们喜不自胜。
打这儿开始，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很快就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学的思成，已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
思成和徽都是出身名门，他们的父亲都是名人。通过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许多领域都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仅仅是消极的看客。而当第二年正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教师时，我们感到真正是它的一部分了。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四人多年来保持亲密友谊将十分明显。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本不足为奇。他们的生命通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的内战以及严厉的管制，都耗费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目标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严重疾病所压倒。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和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及支持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费慰梅
①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137,2（1993年6月）：282。
作者中文译本序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能够出版，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我非常高兴。
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中，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用英文写出我们夫妇和他们二人多年的友谊，也可以代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一面。这本书之能够感动美国读者，主要得力于林徽因多年来写给我们的英文书信，她的英文那么生动，而且极有文采。我希望，译成中文后，也会同样的生动，而且她所作的诗和林洙的故事（全书最后一章），也可以还其本来面目了。
对于这一代的中国读者，梁和林的那个时代可能也是陌生的，似乎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动人的。我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重新了解那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和心态。
费慰梅
——1996年5月9日于剑桥
（李欧梵译）
史景迁：前言
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乌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苦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外篇、杂篇为其门人后学著。历来注疏颇多，今流行清郭庆，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在大众的贫敝被某些时期里市侩的贪婪无度与另一些时期里国家的极端集权主义变得日益深重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和审查制度严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活动和心智的探索怎么可能会得到普遍的展开？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观的看法的证明。大量来自不同层面的社会浪费不仅打破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有多少次，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
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希望与彷徨并存，传统与现代冲突同在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幻想家和新事物的探求者。由于他的原配夫人未能给他生下子嗣，他娶了两位妾，林徽困就是第一位妾所生的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她受到了虽非正规但却很好的教育。1920年，她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的主任。他带去16岁的徽因做为他的陪伴和家务帮手。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了中国使她可以再次与梁思成相处。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的父亲正受没落的清王朝通缉被迫逃亡日本。1911年清王朝倒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了中国。在共和初期的迷惘年代，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被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同时又受到父亲在国学方面的严格教导，梁启超还要求他把H·G·Wells的《世界史纲》翻译成了中文。
1923年，他在骑那辆崭新的戴维逊牌摩托车时不幸遭遇车祸，由于治疗不当，给他的腿留下了一点残疾，并迫使他穿上了固定脊背的钢马甲。徽因此时已经正式与思成订了婚，徐志摩也已经回国，并已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诗人，但徽因并没有改变他们过去的朋友关系。他们一起接待Fritz欢聚一堂的起居室里。她那盈盈的笑脸。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跳动着在将来的几个月中去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