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就补贴的数额和期限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两人在由伍澄字拟定的约据上签字。约据全文如下：
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
立脱离关系约据人阮玲玉张达民（以下简称甲乙）今双方曾一度发生恋爱同居关系，现为彼此免日后争执，订立脱离关系条件如次：
（一）双方自签约后，彼此各图自立，不相干涉，所有男婚女嫁亦各任自由，并声明以前并无婚姻关系。
（二）甲因生计较乙为优，并于脱离后士。乙方生计果有困难情形，甲为念旧日之恋爱之情，仍需酌量津贴，但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期满乙不得再有任何要求。
（三）前条甲之生计若不能继续维持时，乙不得以此为要求。
（四）乙之生计如若不要甲之津贴，以友谊将实在情形商告，不得有不实之事瞎欺甲方。
（五）双方为名誉保障起见，约定对本约不为登报。
（六）乙方对甲方之津贴依照第二条，若遇困难实甚，经甲方同意，按月之给付有时超过一百元以上，则陆续给付以二千四百元为额。
（七）双方以前手续，自立约之日后为清楚，以后不得有任何项事件之主张。
（八）本约一式二纸，各执一纸为凭。
阮玲玉
张达民
伍澄宇
民国二十二年4月14日
张达民拿了这份约据就匆匆回福建去了，返回福建不久，又丢掉了饭碗。失业后的时日，他几乎每月就靠这100元的津贴过活。当然这是后话，容后再叙。
阮玲玉自与张达民有了这样一纸协约后，心中稍有平静和安慰。可她哪里知道，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呢！
继《城市之夜》以后，阮玲玉参加了《小玩意》一片的拍摄，这是一部由孙瑜编导的新片。孙瑜是阮玲玉的恩师，阮玲玉最早引起广泛注意的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便是由孙瑜执导的，可以说，是孙瑜最早将阮玲玉引上电影表演的正途，使她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导演孙瑜，自与阮玲玉合作拍摄《故》和《野》片之后，就缺少合作的机会。因为，这时阮玲玉在电影界的声誉日高，许多电影导演名家，都纷纷邀她拍片。孙瑜虽认为阮玲玉是默片时代最有创作活力的电影女演员，但由于自己当时的名气不是太大，也没有获得再次合作的机会。
1933年，孙瑜编导了他的救亡三部曲（《野玫瑰》、《小玩意》、《大路》）之一的《小玩意》。阮玲玉主动找到孙瑜，要求在片中担任一个角色，孙瑜欣然同意由她扮演女主角叶大嫂，还决定邀请她的养女妙容（即小玉）在片中扮演叶大嫂的女儿――珠儿（长大后由黎莉莉扮演）。
叶大嫂是一个制作“小玩意”的民间手工女艺人。影片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九・一八”、“―・二八”事变十几年中的风云变化。阮玲玉扮演的叶大嫂也随之从青年成为中年妇女。
年仅23岁的阮玲玉，从创作思想上看，已摆脱了当时一般女明星的爱美心理，她不以外形动作和形体美来吸引观众；而着眼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创造，随着剧情的开展，一步步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深度。
在影片中可以看出，阮玲玉不仅有表现人物的娴熟技巧，而且是很有审美追求的。叶大嫂的一生是悲苦的：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她遭到破产、亡夫、失子的一连串打击，最后，连唯一的女儿也死于抗日的战火中。而阮玲玉没有一味去演人物的悲苦、自我怜悯，而是不卑不亢，突出了人物坚贞不屈的乐观性格。
阮玲玉在《小玩意》中，演得最出神入化的地方，还是在影片的结尾部分：
一年春节，她身遭家破人亡之后，流落在春花舞场门外的街头，猛听见爆竹一声巨响，误以为敌人杀来，精神失常，高呼：“中国要亡了……快救救中国！”
她指着一些沉醉在灯红酒绿中的男女：“我所说的是你！”“是你！”。虽然叶大嫂的语言是用字幕打出来的，可阮玲玉把她那种既疯呆，而又对侵略者怀有深仇的真情，掌握得恰到好处。
影片用几个不长的中、近景，拍摄了在人群中的叶大嫂大幅度摆动身肢和凝视失常的眼神，显示出阮玲玉已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
透过她的眼神，一幕幕敌人摧残杀害中国人的惨剧在重现，透过她自己制作的小玩意――士兵、武器去冲锋陷阵的幻觉，更刻画了她的爱国激情。这使人感受到：阮玲玉既善于演一些细致入微的感情变化，又能发挥出淋漓尽致的奔腾激情，并达到和谐的统一。
阮玲玉所塑造的人物大都与她的切身社会阅历有着密切的关联。她在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有力地支援了她的艺术创造。
可是，从《三个摩登女性》中的电话接线生淑贞，到《小玩意》里的叶大嫂则不同，这些人物都和她的生活距离较远，在当时的银幕上也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她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人物的世界之中。这正是阮玲玉这一时期所追求的。
在她刚参加拍摄电影之初，往往把演戏、拍片看作个人的事，兴趣、挣钱、出名是她生活的动力。如今不同了，随着进步力量对电影的影响，随着当时民族危机日渐加深，阮玲玉渐渐明白了一个电影演员应有的责任。
一次，在拍摄外景时，因天气阴雨绵绵，不能进入拍摄。
《小玩意》一片的摄影师周克笑着对阮玲玉说：
“阮小姐，你对于外界批评和拥护女明垦有什么意见？”
阮玲玉笑了笑，把身前的小玉向怀里拢了拢说：
“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地[被人捧上天上去，我牛怕自己摔下来呀！”
言词诚恳，流露出阮玲玉对演员艺术的执著追求。在那样一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旧上海里，有不少女演员稍有名气，便一味地沉醉在交际场中，和阔佬、富少、名流、记者周旋，哪里还顾得上艺术的追求？
阮玲玉的艺术生命，来自对表演艺术的热爱，特别是她艺术创作的后期，她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探索和对完美艺术的追求，从未因名声显赫和感情生活的失意而随意松懈。
《小玩意》一片中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叶大嫂的女儿珠儿，由“联华”的青年演员黎莉莉饰演。黎莉莉虽然已主演过两部影片，并且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和阮玲玉这样的大牌明星配戏，还是心中无底。
黎莉莉忆及当时的心清时说：
“那时阮玲玉已红遍影坛，和这样一位‘大明星’搭戏，使初出茅庐的我不能不有所害怕和顾虑。害怕的是不能和她接近，搞好合作关系，完成创作任务；顾虑的是她会不会讥笑我幼稚，使我一败涂地。在旧社会中，有所谓‘星海浮沉’的悲剧。旧人怕新人抢去‘饭碗’，新人怕旧人‘排挤’，在当时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斗争。我还不知道阮玲玉会怎样对待一个新演员。”
但到了影片开拍的那天，黎莉莉就发觉自己的害怕和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小玩意’开拍的那天，阮玲玉到达摄影现场比别人都早。我偷偷地注视她，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架子十足，一副大明星的派头。导演孙瑜忙于现场指导，来不及给我们正式介绍。我们俩只好默默地走向化妆室，我想和她谈话，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话题，感到很窘。她似乎已看出我的心情，当我们的目光偶然相遇时，她便对我笑了一笑。这笑是那么温和亲切，胜过多少句客气的俗套，使我马上平静轻快起来。我眼看她化妆得又快又细致，技术熟练。化完妆，我们再走进摄影现场，孙瑜向我们讲解所要拍的剧情，他讲到剧中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时，阮玲玉忽然拉住我的手，用不纯粹的国语说道：“珠儿，快叫我妈妈！”逗得全场大笑，我就更轻快了，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地建立了起来。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使我可以无所顾虑，问她这个那个，得益不少，而且她还主动地启发、诱导我。”
阮玲玉是怎样启发、诱导黎莉莉的呢，黎莉莉回忆道：
“当时，我对角色的理解很肤浅，我想珠儿既然受了重伤，伤口必然很痛，所以我紧皱双眉，表现出异常疼痛的样子。这段戏拍了几次，导演都不满意。我国演不好戏又着急，又难过。这时阮玲玉启发我说：‘这时候你所要表现的不是如何疼痛，而是安慰母亲，不让她难过。这样才能深刻地体现出深厚的母女之情”’
由此可见，那时才23岁的阮玲玉，对如何揭示角色的内心世界，是很有见解的。这说明：阮玲玉的表演艺术成就，不仅在她有着娴熟、自然地表现角色的技巧；同时也具有理解角色的思想深度。唯独有理解角色的思想深度，才使她的技巧升华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小玩意》片成之时，导演孙瑜对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极为满意，认为阮玲玉在该片中的表演，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在他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阮玲玉在该片中的杰出表现，仍记忆犹新：
她对叶大嫂的角色塑造，突出地精湛动人。她把一个农村劳动妇女屡遭祸变的苦难一生，对自己亲人和靠她的智慧和才能而生活的许多手工人的阶级友爱，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崇高品质，刻划得无微不至，激情满腔。直到今天，我脑海里还闪映着《小玩意》剧终时，叶大嫂似乎神经错乱、手指观众大声疾呼，而实际上是极清醒地睁着那双眼睛，充满了焦急和恳求而又带着命令的神色，使人灵魂震颤，永志不忘。
1933年仲秋，《小玩意》与观众见面了，该片丰富的历史蕴含、独特的导演技巧、出色的演员表演赢来了一片赞誉。夏衍以书信的形式表达了对该片的称赞：
瑜兄：今天看了你的《小玩意》，我庆祝你新的成功。
上海的战火虽则已变成了另一种形态，但是更残酷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不断地准备和酝酿，我相信，在这时机制作《小玩意》这种影片，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
真的，我们需要叶大嫂那样的‘疯子’，需要不怕被人当作疯子而还是大声疾呼地向着大众警告的疯子！最后的那一场面，真的使我感动……
柯灵在他的评论文章也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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