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以他丰富的想象塑造人物，编织故事，这些可爱的人物和故事，对观众是这样的陌生，又是这样的熟悉，因为他所表现的是诗化的人生，理想化的现实……编导者真正的描写对象，不是玩具，而是叶大嫂这个人物的悲惨遭遇。叶大嫂聪明善良，她凭着自己的巧思创造了许多新玩意，……可是人的巧手毕竟敌不过外国的机器，坎坷的世路终于使她落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这就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自然地连结起来了。”
《小玩意》的拍摄，在阮玲玉表演艺术的长廊里，又增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1933年8月13日，阮玲玉拍完《小玩意》后，感觉疲劳，她到普陀山去休息了几天。接着，应导演费穆的邀请，在影片《人生》中担任女主角。
《人生》是费穆精心创作的作品。费穆认为“人生即是生活”，因此，费穆在影片中描写了一个女人由小到大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历程。这种描绘是根据人生的生命流程进行的，费穆的精心，并不在于编排多少戏剧化的情节，而是通过对人生的描写，阐发对生命的感悟。
他在影片的导演者言里说：
“在《人生》影片里，并不能解答那些近乎玄妙的人生问题，只是摘拾一些人生的断片，素描地为人生画一个轮廓。”
影片的监制、“联华”的老板罗明佑也说：
“《人生》影片，就是将有用的人生、无用的人生、空虚的人生、美的人生、丑的人生，一切的、片段地显示出来，不加以任何褒贬，只是让人们来考虑一下，决定一下。”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过于自然主义的态度，但这适合费穆的人生哲学与艺术风格，而对影片艺术上的成功，则是大家都肯定的。
《人生》女主角由阮玲玉饰演，这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角色，从孤女、婢女，到女工、妓女，以至人妻，这种丰富的角色转换，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以及深厚的表演功底是很难胜任的。
费穆在挑选演员时首先想到了阮玲玉，有如此难度的角色，恐怕也只有阮玲玉能演得好。阮玲玉的表演风格朴实自然，也正合费穆的艺术追求。
费穆说：
“我拍戏是代表心里的思想，通过电影技术、电影手法来表达。凡是真正的艺术品，内里一定要有意义，表面的美和一流演技并不可以称为成功。”
阮玲玉恰恰是符合贵穆的要求的，她的演技固然高超，但她在拍戏时更注重对角色心理的理解，通过自己不着痕迹的表演，表现出作品的思想意义，她的确是费穆所说的能拍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不可多得的演员。
在《人生》这部影片中，女主角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矛盾曲折，可以造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效果，但阮玲玉没有这样做。相反，她注重于角色内心思想的表达，不用大的形体动作，而是用丰富的表情，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人生》充分发挥了阮玲玉在这方面的潜能，她的一颦一笑，牵动着观众的心，无不细腻入微地表达了女主角人生几十年的酸甜苦辣。
《人生》首演于1934年2月3日上海金城大戏院。放映后得到影评界关注，认为：“1934年带给中国电影的是压力的黑影与忧郁。但是，费穆的《人生》，的确表示了中国电影技术水准的新阶段。”
影片的成绩是与阮玲玉的表演技艺分不开的。当影片拍完后，阮玲玉曾对人说过，在她所拍过的影片中，她以为这部影片的表演是最使她满意的了。
《人生》的导演与表演风格，在随后拍摄的《香雪海》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阮玲玉与费穆的二度合作。
在经历了由1932年秋《三个摩登女性》到1934年春《香雪海》等数部优秀影片的拍摄，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正是在这时，她拍出了她的表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神女》。她在该片中的精彩表演，历久弥新，至今仍不失光彩。
令人惊异的是《神女》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导演吴永刚，却是一位初次执导影片的导演，该片是他的处女作。
1925年，18岁的吴永刚来到上海，在百合公司当了一名美工练习生。吴永刚一面作美工，一面悉心钻研电影艺术和技术，观察导演拍片和观看外国影片，在大量的影片中扩大了视野，获得许多感性知识。
1928年，吴永刚离开“大中华百合”，进入“天一”任布景师，1931年夏，吴永刚退出“天一”，加入“联华”。由于他与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有了较多的接触，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从而萌生了要自己编导一部影片的想法，《神女》的剧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神女》剧本的酝酿，可以追溯到他在“天一”当布景师的时候。
“从天一公司到美术专科学校（当时他在上海美专学习绘画）有一段路程，每天都要乘坐电车往返。在电车上，我常常看到一些孤苦无靠的妇女，在昏暗的街道上游荡。她们在做什么呢？开始我还不太清楚，后来看到她们抹了脂粉，强打笑脸，到处拉客的情景，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们是一些为了生活被迫出卖自己肉体的‘暗娼’。这是多么悲惨的景像啊。每当看到这些场面，我的心都十分激愤。我同情这些不幸的妇女，憎恨那个黑暗的社会。我不满，我苦闷，我要呐喊！
“但是，我当时毕竟还只是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缺乏起来革命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就想借助自己的画笔来反映一点人民的痛苦生活。我想画一幅油画，画面都已构思好了：一盏昏暗的街灯下，站着一个抹了口红、胭脂，面带愁容的妇女……。后来这幅画没有完成，但是，这个悲苦的妇女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吴永刚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这幅“画面”，构思了《神女》的故事情节：
一个城市的普通妇女，迫于要抚养她幼小的儿子，忍辱出卖肉体。结果一个流氓不仅占有了她，还要夺取她全部的“卖身钱”，她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之下，将他打死，最后被法院判处12年徒刑。
吴永刚筹拍《神女》时，对于谁来演女主角，很费了一番心事。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戏大半是女主角一人的，只要女主角演好了，戏也就成功了。
显然，由阮玲玉来演女主角是最合适的。不过，吴永刚当时还是无名之辈，他对能否请来阮玲玉并无把握，因而顾虑重重，既怕请不动阮玲玉，也怕拍不好影响阮玲玉的声誉。
于是，他试着请黎民伟把剧本先给阮玲玉看看，事实证明顾虑是多余的。阮玲玉看过剧本后，不仅没有拒绝邀请，反而热情地说：“没关系，让我来演好了。”
由于有了阮玲玉的参加，增加了吴永刚拍好《神女》的信心。因为，吴永刚作为“联华”的一位美工师，曾经无数次在摄影场上看见过阮玲玉在摄影机前的表演。他认为阮玲玉具有一种迅速进入角色的特殊本领，吴永刚把这种本领喻之为“感觉最快的底片”：
……她有着非常敏捷的感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在她过去的作品中，她曾经饰过多种人物，她非但能摹拟像各种人物的典型，并且能深深地抓住了剧中人的个性，她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使她的表情和动作，转变的顺序节奏恰到好处，她对于工作是聪明而诚恳，待人接物使人感到像是一团和煦的春风。
其实，在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影片里，一些优秀的女演员都创造过不幸的妓女艺术形象。在众多的妓女题材的影片里，《神女》又以不同凡俗的特色，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至今仍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阮玲玉，她演出了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神容黯淡的下等妓女，既没有嘉宝演的《茶花女》的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又没有费雯丽于40年代演的《魂断蓝桥》里的玛拉那么娇美动人、脉脉含情。
她，只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爱过、疼过、尝过人间温暖的下等妓女。容貌既不惊人，衣着更不华贵。她在小屋中的几步走动的姿态，她那微皱眉心的面容，以及领口都没有扣好的衣衫，一下子就让人产生了信任感。
她在摇篮里亲了亲婴儿，换上墙上挂着半新的花旗袍，……这就是一个为生活所迫，以出卖肉体为职业的妓女形象。
从她在《神女》中的第一个镜头起，阮玲玉从步态、面容、情绪、细节，都演得那么从容、自然、准确。而这又不是琐琐碎碎、断断续续的。它是这一艺术形象总体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一皱眉，一昂头，一举步，一个眼神，都是人物整体中的一枝一叶。
这种对人物整体把握和表达的能力，体现出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进入成熟的境地，已从一般表演上的真实、质朴、自然，达到了创造完整丰满的性格化表演的高峰。
在《神女》里，有三次表现神女上街卖淫的镜头：
第一次，她第一次出街，来到20年代的路灯下，从眼神、面容、步态，尤其是抽烟、吐烟圈的细节，活画出她那从事这一不幸生涯的真实形态。
于是，阮玲玉并不以这些表面的、外观的真实为满足，而在细微的瞬间，在面容的变化和紧闭一下嘴唇的表情中，显露出她内心的委屈、无奈和痛楚。
这都是在极短的镜头下完成的，反映了阮玲玉感情变化迅速、明快的特点，也使人物在具有真实可信的同时，有了深度和厚度，有了多样的色彩。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阮玲玉在步态的运用上，真是像出色的音符那样准确、传神：
如她出卖肉体挣不到钱，而在当铺门口徘徊时进退两难的步态；尤其是当寒夜已经过去，黎明初展，她拖着疲惫的步子缓慢、沉重地上楼，这一步态，既反映了她身体的劳乏，更表现出她心灵的悲切。
在画面中，阮玲玉有时是以背影出现，而却给人以胜过语言、胜过正面面部表情许多倍的感染力、想像力。
第二次，她在街上卖淫时，受到巡捕的追捕。慌忙之中，她竟误撞入那个高大肥胖的流氓房里。她如同一只小鸡似的，刚逃过豺狼的追逐，又落入饿虎的巢穴。惊魂未定，神色惶恐，她向流氓发出一丝希望的祈求，流氓掩护了她，把警察打发走了。
她神色略显安定，流氓又强迫她留下过夜：“你应当怎样来谢我？今天别走了！”她听了他的话并不声响，平易的外表隐含着内心无比的屈辱和痛苦。
文章地址：http://www.4721.com.cn/jishi/28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