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年不生养,哪能骗得了她。”
“我拜观音信佛,三十几岁养头生有什么不可以?”
周某哈哈大笑:
“好,就算你生的,反正她住在英租界,你住在法租界,谁晓得你大过肚皮没有。”
二夫人这才阴转晴,瞟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婴儿说:
“你给她起个名吧!”
“女孩子名贱,就叫周红吧!”
此周红就是后来活跃在影坛歌场的明星,曾经红极一时,名闻遐迩,拥有大量观众和听众的周璇。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10年过去了。周家的生活发生了不少变化。周某由于染上了鸦片瘾,早已被工部局辞退。周某也顾不上二夫人了,一个月难得来两次尚贤坊。二夫人的脾气也变得孤癖古怪起来,除了虔诚信佛,和尼姑庵师太交往外,很少和亲友来往。
周红再也不受宠爱了。尤其二夫人到了帮佣的地步,刚进学堂读书的周红再也不能读书了,只好跟着养母去帮佣。
二夫人早年在广东戏班唱戏的时候曾觉得戏子这行被人轻贱,常年过着飘泊无定的夜生活。直到闹到今天帮佣的地步,她又不这样想了,觉得干唱戏这行虽没多大出息,但总比帮佣强多了。随着小红一天天长大,二夫人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她决计把自己的养女推上自己走过的老路。
二十年代末,“欧美文明”在这块半殖民地上的影响日渐增长。话剧、电影这类“舶来艺术”在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在实践中也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
另一方面,由“欧美文明”带来的“污染”亦十分严重。当时,上海滩仿效西方方式出现的小型歌舞班为数不少。这类歌舞班的组成,多以某个家庭的成员为主体,再吸收或招考几名演员或乐队人员来补缺。一般有二十来人,其中不乏兼职,也就“五脏俱全”了。
这类歌舞班经常跑水陆码头,到处去巡回演出;留在上海则只能进进大世界或某游乐公司的小场子。演出节目五花八门,从美国檀香山传来的“草裙舞”到法国巴黎进口的“大腿舞”,从西方流行的“呼拉圈舞”、“四脱舞”到国产黄色歌曲、古彩戏法以至各类杂耍,应有尽有。
二夫人因与一些小型歌舞班子颇有来往,便想办法把小红弄到歌舞班去吃“歌舞饭”,经过屡次相求,费了不少口舌,终于勉强把小红送进了一家歌舞班。
此时,小红才十二三岁,几乎一无所长,只能到歌舞班打打杂,混碗饭吃。周某夫妇对小红进歌舞班都感满意,一来不花本钱,二来减轻自己的负担。
二夫人是个精明的人,但歌舞班的老板更精,他们一合计觉得留周小红太划不来:讲唱歌,嗓音太细;讲跳舞,腿太短;讲卖相,人太瘦;讲劳力,没有体力。所以,没多久,周小红便被辞退回家。
周小红回家后,周某和二夫人的脸色变得阴沉了。一天,歌舞班孙某遇到周某夫妇,几个坐下闲聊,聊到周小红的前途上来了。
孙某随便问道:
“小红现在在家做些什么?”
“她能做什么?”二夫人说道,“我正和我丈夫商量,准备把她卖到四马路堂子里去呢。”
“什么?卖到堂子里去?”
“是呀,不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可怜的小红面临着被投入火坑的危险。
事有凑巧,当时明月歌舞剧社有个名叫章锦文的钢琴师,与孙某相熟。一次,她到孙家来玩,谈起一些唱歌跳舞和招收小演员的事情。孙某向她提出,能不能把周小红介绍到明月歌舞剧社去。
章锦文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青年,当听说小红的父母准备把她卖入娼门时,大动恻隐之心,当场答应愿意帮这个忙。于是,通知周家,叫小红去剧社“应试”。
明月歌舞剧社是1931年黎锦晖创办的,这个剧社经常在东北、华北一带的城市演出。“九・一八”后,剧社从北京招了些人马匆匆南下,回到上海,又吸收了一些音乐工作者。这样,剧社就具相当规模了。
在这个剧社,拥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筋、白虹等十来个女演员,严华、谭光友等四五个男角儿。十余名乐队班子里除聂耳、黎锦光和章锦文之外,还有王人艺、严折西、张弦、张簧等人。黎锦晖自任社长兼作曲,偶尔也拨弄乐器,以凑不足。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打进上海,从此,中国沦入度日维艰的地步。
是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章锦文带着刚满14岁的周小红,来到英租界赫德路明月歌舞剧社所在地。小红怯怯生生地低着头,紧跟着胖姐姐章锦文身后走进了大门。
在这里,只听见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周小红暗自高兴,却又感到有些慌乱。这时,一位先生走了过来,问章锦文:
“是她来试唱吗?”
章锦文急忙把周小红推上前来,要她试唱。周小红的歌唱得很拘谨,谈不上有才华。那位先生听完歌后,弯下腰问道:
“你愿意吃苦吗?你的声音太细,不吃苦是练不出来的。”
小红的脸涨得通红,轻声地回答:
“我愿意的。”
与其说那位先生相信小红的回答,不如说他是动了怜悯之心,末了终于点头同意小红留下来。
这时,章锦文连忙教小红说道:
“还不快谢谢社长,谢谢黎先生。”
此后,周小红搬进了明月歌舞剧社。这里的一些哥哥姐姐,对这位新来的、腼腆而又可怜的小妹妹表示欢迎。严华答应教小红国语正音,章锦文、黎锦光则教小红识简谱,几位热心的姐姐,则说要教她跳舞。
呆在剧社里,小红感到如鱼得水。每天安排活动她都认认真真地去参加。她的一颦一笑极易受到人家的影响,看到喜剧时,她径自天真地咯咯大笑,见到难受的场面,会比担任角色的演员还要更早地“进入角色”。
不识歌谱的小红,通过听、唱、问、记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指点,开始摸着一些门径了。原来嗓音很细的小红,每天跟着大家依依呀呀地训练,加上站在合唱队里的“实践”,嗓音日渐明亮起来。
黎锦晖先生和一些行家,开始发现小红是块唱歌的“料”。她唱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音准、节奏感强,而那种“奶声奶气”的味道更是她的独特之处。
黎锦晖曾对演员讲过:一个歌唱演员离不开钢琴。那会儿小红明白黎先生的意思:要唱好歌就要学会摸钢琴。可是,怎样才能摸会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呢?
有一回,午休刚过,台柱演员上街去了,小红满心高兴地坐到钢琴凳上,打开钢琴盖,小手才伸向一排乳白色的琴键,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吼叫,她未及回头就被一只男性的大脚踢倒在地上。
等小红从这位提琴师的斥责中明白过来,她没有感到身上的疼痛,而是为遭受了这样的欺辱而难过地号陶起来。她记得挨母亲冤枉责打的时候哭过,但远不如这次伤心。
正巧,教她国语正音的老师严华闻声走过来,看到这个情景,出于义愤他向这位提琴师表示了不满,一面又对哭泣的小红安慰了几句。
第二天剧社的委员会上,严华打抱不平地提起了这件事,得到了一些同仁的支持,批评了那位提琴师,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可是,小红却把这件事记进她的日记本里,这篇日记虽然谈不上文笔优美,字迹也是歪歪斜斜的,还有不少错字和别字,但叙述的内容却是形象而生动的。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直到几年之后,才由她自己主动把那个日记本公开在一个人的面前。
明月歌舞剧社的生活对于周小红来说,是丰富多彩、紧张而又愉快的。她对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心满意足:一日三餐不用愁,唱唱歌、跳跳舞还有点心吃,天热点,两场演出之间还能拿到一杯美味的冰淇淋;间或发给她一些零用钱,更使她增添了几分欢乐的情绪。
是啊,这些在母亲身旁是无法得到的。她不禁把自己的一切都与这个“明月”联系在一起了。十四五岁的少女正是既懂事又不懂事,无忧无虑而又富于幻想的时候。她没有什么金色的童年,这段虽然短暂的日子,也可算是给予她的一种补偿。
小红学习得十分认真,剧社的同仁有目共睹,老师们愿意教这个听话的女孩子。原来“神圣”的钢琴,她每天见缝插针地摸索,居然也能弹奏几首简单的曲子了。
“明月”演出的节目有两个来源:一是承袭昔日中华歌舞团的传统节目,一是新编节目。此时的小红,只能轮上一些小角色,什么小鸭、小狗、小猫、小兔,总是少不了她的。
当年颇为著名的《三蝴蝶》是一出能演一小时的歌舞剧,主角三只蝴蝶由王人美、黎莉莉、胡茄分别担任,小红则在戏里扮演拟人化的小太阳。小太阳头上戴一顶有“太阳花”的纸制帽子,戏不多,在剧中却是能呼风唤雨的角色。小红天真活泼,穿插于台上跳来跳去,时而刮风,时而下雨,生气勃勃,演来令人喜爱。
经过半年多的培训,小红在剧社里渐渐显露出才华了。一次演出《特别快车》,主角王人美没有到场,可把大家急坏了。无奈之中抓小红临时抢装,顶了上去。结果出乎意料,未经排练的小红,居然也能顺利完成这次演出,并且同样博得了掌声。
从此,小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剧社也安排她担任个别小型节目的主角了。后来这个表演唱《特别快车》就成了小红经常演出的拿手节目,遗憾的是它属于“软性”一类的东西。
好景不长,严酷的现实使得明月歌舞剧社很快支撑不下去了。
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是:当时新兴的有声电影日渐发展,许多专门以营利为目的的制片商,把手伸得老长,发现有才华、有号召力的歌舞演员,就设法礼聘去拍戏。
首先,天一影片公司下手,拉去王人美、黎莉莉、严华、谭光友四台柱,拍了第一部有声歌舞片《芭蕉叶上诗》,这无异于给剧社开了一个被动的头。
相继而来,联华影业公司通过关系,把王人美拉去拍《野玫瑰》。紧接着又弄走黎莉莉,去拍《火山情思》。黎锦晖心情焦灼,台柱拆走,剧社断难继续维持。
1933年春末,明月歌舞剧社决定解散,借北京戏院作告别演出。告别节目是由黎锦光等人根据同名电影剧本《野玫瑰》改编成的大型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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