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每当你说了谎话以后,心里是感到痛快还是痛苦?
答:对别人无害的谎话,我说过之后感到痛快;对别人有损坏的谎话,我说过之后感到痛苦。
――她心地善良,对人真诚;她不想用谎话去骗人,却往往容易受到别人谎话的欺骗。这一点,在她日后的生活经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问:你自己觉得有什么生理上的缺陷?能够弥补吗?
答:太矮小。没有办法。
――她始终认为这是一种遗憾,束缚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她曾经在朋友面前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能长高五公分多好,除了拍电影还能登台演演话剧。可是现在,身体大矮小,舞台表演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问:你理想中的丈夫应该是怎样的?
答:第一,能够自立;第二,人格高尚,第三,性情温柔。
――关于再婚选婿的事,周璇曾多次对人谈过这三点。后来,向她提出这类问题的小报和影剧杂志多了,她干脆用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各人有不同的见解,在我的想象中性格温和,个性相合,年龄相仿,能负起丈夫的责任,这数点乃我选择对象的先决目标。当然一个女子总希望获得一个快乐的家庭,至少精神上的享受倍胜于物质的。为自身前途着想,故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还在选择与考虑中。”可见,她经过一些挫折之后,更感到择偶需要慎重了。
问:如果你是男演员,你理想中合影的“女星”是谁?
答:陈燕燕。
――当时的陈燕燕以扮演悲剧型的贤妻良母一类角色著称,演技比较朴实细腻,周璇喜欢与她合作,也可说明其爱好所在。
问:你最感到烦难的表演是什么?
答:哭里带笑,笑里带哭。
――她常对朋友们说:“遇到伤心的事,我就要痛哭一场;遇到高兴的事,我就要大笑一通。又哭又笑的样儿我可做不来。”
问:看报时你最注意的是哪类新闻?
答:社会琐事。
――其他一些被调查的明星,回答这个问题大都是“报道自己的新闻”,“关于自己的消息”或者“有关影坛的事情”。而她却是注意“社会琐事”,这种情趣与她从小所处的生活环境是不无联系的。
问:给你印象最深、帮助最大的导演是谁?
答:导演过我戏的各位导演先生。
――从周璇性格来看,这并非圆滑,而是一种不肯得罪人的说法。其实,她心里是有一杆秤的,她常对人提起袁牧之先生对她的启迪和帮助。作为《马路天使》的女主角,她对袁牧之先生是怀有格外尊敬的感情的。
问: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你最喜欢和最钦佩哪一个?
答:花木兰。
――作为古代一位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凯旋而归的妇女形象,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不知道周璇是从脸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木兰辞》里,还是从民间口头传说里认识了这样一位女英雄。她曾经想在银幕上扮演这个角色,可借《木兰从军》这部戏,早让“华成”聘陈云裳拍过了。
问:你以为在现时代,为观众拍什么样的影片好?
答: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当时,白光回答“歌舞片”,周曼华回答“喜剧片”,陈燕燕回答“悲剧片”,而周璇却作了这样一种回答。但是她并没有认识到,在敌伪统治下的电影公司,是不可能走这条制片路线的。就周璇本人来说,这一点她也是做不到的。在金钱的束缚和权势的支配下,也只能抛弃自己的想法。
欲知周璇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18章 一箭双雕 朱某骗得金嗓子 人财两空 周璇败给投机商
一箭双雕朱某骗得金嗓子人财两空周璇败给投机商
却说周璇在拍完《渔家女》等影片之后,伪“华影”当后看到“金嗓子”在观众中的号召力是如此之大,觉得无论从经济上或者从政治上,都可以捞到不少好处。于是,由张善琨出面,要求与周璇签订长期合同,想以此捆住她的手脚。
这次周璇学乖了,她接受了当年与“国华”签订长期合同而大吃其亏的教训,又听了几位朋友的一致劝告,坚持只与“华影”签订“部头合同”。
经过一番争论,张善琨没有勉强周璇签订长期合同。他认为:只要你周璇在上海滩想拍电影赚钱,就不怕你与“华影”脱钩,订部头合同无非是让你多弄去两个钱罢了。敌伪时期,伪“华影”垄断了上海的电影业,除此也就别无分店了。
1944年,色厉内茬的敌伪当局颇感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伪“华影”的头目们也想通过搬演一点中国的古典名著,来“缓和”一下影界和观众激动的民族情绪。
于是,由卜万苍编导的《红楼梦》获准“开麦拉”。而且懂得行情的张善琨当众抬了胸脯,愿意投下大本钱来。
《红楼梦》摄制组在汉奸影人张善琨的支持下,首先调集了一批当时正“走红”的明星,来串演剧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周璇应邀饰林黛玉,其他,如袁美云“反串”贾宝玉,梅熹演贾政,郑玉如演晴雯,王丹凤演薛宝钗,白虹演王熙凤,欧阳莎菲演袭人,还有韩兰根等人也参加进来。
《红楼梦》的拍摄日程,安排得比《渔家女》等影片还要紧。因为它拖住了一大群明星,推迟一天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到下面好几部影片班子的组合和进度。为此,张善琨经常到摄影场地来“督阵”。
平时,这位张老板与一些社会上有了名望的影星打交道,还能“以礼相待”,但转到他进摄影棚督阵时,则板板六十四,瞪着一双眼睛,俨然像是哪座庙里走出来的菩萨。
一般底层的演职人员,见了张老板不是回避,便是埋头干事情。如果他看不顺眼,那就叫你倒霉。轻者训诉或者扣薪,重者敲掉你的饭碗,甚至威胁着要送你到那个叫人闻之毛骨悚然的“76号”魔窟去。
对这一点,伪“华影”的演职员们都是记忆犹新的。那还是两年之前,伪“华影”拍摄第一部“中日亲善”的电影《春江遗恨》时,有个叫梅慧华的女演员就被张善琨打过耳光,并说要送她到“76号”去,叫她尝尝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敌伪特务们的厉害,后经一再讨绕,才算幸免。
在《红楼梦》拍摄中,周璇虽没挨张善琨的耳光,却受到他的一番奚落。
在拍《黛玉葬花》一场戏时,由于周玻一直闹着神经衰弱的毛病,加上拍片连轴转带来的疲劳,周璇荷着花锄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卜万苍见状,宣布停拍。
当时,张善琨正在现场督阵,看到这种情况,不满的神色挂在他那张死板板的胖脸上。他阴阳怪气地对卜万苍说:
“老卜,你真有眼力,你选了一个活林黛玉啊!”
在场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他马上又冲着周璇说:
“周小姐,你也太做人家了,拍部戏能赚那么多的钱,连一点营养品也舍不得买来吃。你这样苛待自己,你看,今天大家都得为你停机器啊!”
周璇听了这番话,心里实在憋不住了,涨红了脸,泪水模糊但强打着精神说;
“张老板,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赚钱的时间,我马上去打两针回来拍戏!”
后经同仁们的说合,张善琨才善罢甘休。
《红楼梦》拍摄完毕,周璇病倒了。她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老感觉眼前出现一种幻觉。无奈,只好请当时上海的名医、西郊虹桥疗养院的神经科主任粟宗华医师来给她诊治。
1944年中秋节过后,周璇没有拍片,呆在家里养病。由于粟宗华医师的诊治,加上休息得比较好,身体逐渐复原,只是人显得比以前消瘦多了。
未等周璇病体完全康复,张善琨就派人来催促她尽快履行合同,为“华影”再拍一部歌唱片――《凤凰于飞》。
影片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青年律师的妻子,因矢志于歌唱艺术而不借与丈夫离异分手,后几经生活的颠簸,遭遇一段冤狱的曲折,夫妻俩又破镜重圆和好如初。全片安排了十一支歌曲,使得“金嗓子”在戏中大展歌喉。
自从周璇拍了《马路天使》轰动影坛歌场之后,老板们要求她“无片不歌”。而她自己,也确实希望能有机会在一些影片中很好地施展一下唱歌才能。这次,她经不起张善琨一次次紧逼,又碍于导演阿方哥(方沛霖)亲自登门的情面,便抱病走进摄影棚。
这一来,周璇又要坚持每天拍夜戏,甚而通宵达旦,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对一个神经衰弱的患者来说,等于是雪上加霜。
果然,《凤凰于飞》拍摄过半,周璇再次病倒了。同仁好友为之担心,劝她趁机会去杭州,索性把病养好再拍片。
老板们怕耽误拍片,影响赚钱生意。张善琨亲自登门代表公司进行“慰问”,并对上次“葬花”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表示歉意,说:
“那完全是一次误会,现在才真正了解到周小姐身体介不好,实在是关心不够啊!”
接着,颇有点排难解纷手腕的张二夫人,笑眯眯地插进来,帮着丈夫说好话,并送上一支地道的吉林野山参。
一时间,周璇反而被张氏夫妇弄得很不好意思,对自己的病倒竟然觉得有些内疚似的。她当即表示,去杭州疗养的事还没有定下来,去的话也要等《凤凰于飞》拍完,过了元旦再作计议。
1945年的春节在阴冷的气氛中度过。国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敌伪统治者们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张善琨生性狡狯,一向善观气候,会轧苗头。他见大势已去,便悄悄地“携眷出走”。
《凤凰于飞》映出之后,周璇与伪“华影”完全脱钩,再也没有涉足影坛。近半年时间,她蹲在家里养病,很少外出活动。当然,杭州之行的计划,也因时局发生变化而取消了。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上海的市民奔走相告,街头巷尾燃放鞭炮庆祝。
然而,爆竹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反动措施便接踵而来。那些打着“接收”旗号的“大员”、“要员”们,把手伸向各个领域大肆攫取,中饱私囊。
同样,在电影界,他们也进行了所谓“接收”,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电影事业的垄断和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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