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正上演陈凝秋写的《流民三千万》。该剧演到最后一幕时，天幕上出现了一轮象征胜利与希望的冉冉升起的红日。此刻，严啸虎的爪牙们在剧场里骚动起来了，说这天幕上的红日是日本太阳旗，这戏是为日本人唱赞歌，又胡诌白杨是日本人，上海影人剧团是“汉奸剧团”。
随即，严啸虎以成都警备司令部名义下令道：
“影人剧团有汉奸嫌疑，限三天内驱逐出境，否则拿办。”
但影人剧团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联合成都市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有志之士，国立四川大学和几所中学都跃跃欲试地上街游行示威。
果然，两天后的成都沸腾起来了。大小报纸，纷纷披露了“影人剧团受驱逐的内幕、智育影院被查封的真相。”成都的男男女女竞相传阅，议论纷纷。
白杨作为影坛、剧坛的女明星，已成了广大男女青年崇拜的偶像，她给人以美的享受、情的感染、理的启迪。白杨属于大家，属于社会。
而严啸虎，仅把白杨当作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为发泄他肮脏的情欲而不择手段，滥施淫威，这不仅是对明星的侮辱、艺术的玷污，而且是对白杨的广大观众的莫大亵渎，是对抗日志士们的一种诽谤！
化、教育、戏剧界人士纷纷声援影人剧团：
“宣传抗日，何罪之有？”
“若要拿办‘影人剧团’，那我们各界同胞情愿同他们一；去坐牢。”
“我们要白杨，要影人，要看抗日戏！”……全城舆论哗然，严啸虎成了众矢之的。
严啸虎回到家里，已知内情的司令太太也冲着严啸虎大吵大闹。司令部后院起火，内外交困，不得安宁。
报刊上责难严啸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国立四川大学的男女学生要向严老虎游行示威。事态在不断发展，严司令越来越被动。严啸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慑于各方面的压力，严啸虎不得不来个缓兵之计：影人们可以在成都继续演出；但是必须答应两个条件：一是将影人剧团易名为成都剧社，二是将演员们的名字统统改掉。
为了能继续演出，宣传抗战，影人剧团决定，给严啸虎一个下台的梯子，但是剧团人员的组成与演出的内容决不能改变。至于名字问题，那不过是一种符号，无碍大局。
如果说严啸虎就此罢手，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利用文化流氓，伪装组织剧团，以每月二百元的高薪收买演员，分裂影人剧团。
上海影人剧团的成员本来自上海的各电影公司，成份复杂，有些人在撤离上海时就动机不纯，经不住高薪、名利的引诱。到后来，真正甘愿每月领四十元零用钱，一心为宣传抗日救国而献身的只留下沈浮、陈白尘、白杨、吴茵等十余人。
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极其严重的，人员太少，需要众多演员的参戏已无法上演；连唯一的美工、布景师也被拉走了，怎么办？大家只得设法重新排演角色少的《日出》《雷雨》等戏。白杨在这两个戏中分别担任陈白露、四凤两个主角。
《日出》一经上演，白杨仿佛完全进入了陈白露生活的情景之中。与此同时，她还塑造人物个性与之大相径庭的《雷雨》中的四凤。白杨塑造的陈白露与四凤这两个性格迥异各具风彩的女主角，又一次使蓉城的广大观众倾倒了。
人的精力与负荷是有限的，就这十来个人，又做演员，又做职员，这样，把同仁们一个个都累垮了怎么得了。
沈浮、陈白尘等领导们经一番商酌，决定由陈白尘去武汉向左翼剧联汇报工作，并请在武汉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入川，并肩作抗日宣传演出。
1938年初春，陈白尘驱船穿过解冻的冰川，沿着滚滚长江直奔武汉搬“救兵”去了。
一天，白杨正在茂林修竹间练声，周曼华走了过来，悄声对白杨说道：
“杨姐，龚稼农、王献斋他们可能要走。”
龚、王原是明星公司的，正是他们带头从影人剧团分化出去的，后来，周曼华也随他们出去了。今天无事，周曼华特意来看看白杨。
“去哪儿？”白杨若有所察。
周曼华没有回答，默默地将手里攥着的一本电影杂志展开来，翻到其中一页。递给白杨说道：
“先请你看看这个吧！”
白杨接过杂志，醒目的铅字便跳入眼帘：
为了演员缺乏
明星公司通知白杨复职
明星公司近于新银团投资下，本月初已开始复工，吴村导
演之《恐怖之夜》业已上场拍演。惟有演员方面的原有基本队
伍，战后一经解散，各奔东西，仓促间想要召集起来，确是一
个困难的问题。……以前，当明星的唯一台柱胡蝶托故隐退，停止拍戏之后，新人白杨即时崛起，一鸣惊人，居然不错。事实上显见新陈代谢，由白杨代替胡蝶，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此次明星战后复业，胡蝶既经无形放弃，白杨自有仍予重用的必要，她和一般伙伴们，现尚流连川蜀，未有归期。明星方面，目前闭已飞间函通知，促其早日回沪。余如王献斋等人，亦经一并召集，嘱与白杨同回复职。这几位流浪在外仆仆风尘的影人们，至时想亦倦游知返，回沪重度银灯生活。
“银灯生活”确是多么迷人，多么令人向往。在明星公司拍摄的《十字街头》、《社会之花）、《四千金》，都给白杨留下了多么欢愉、快活、美好的回忆。
白杨酷爱电影，她多么渴望能重返影灯生活。尤其是当她演话剧累得喉咙沙哑，躺在异乡的病床上的时候，回想起上海的银灯生活，白杨是充满着多少幻想与憧憬啊！
说来也巧，不久，新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张善琨高价特请白杨去；接着，白杨收到了上海明星公司的来函，通知她复职，月薪依旧三百元。
“美好”的生活在向白杨招手了：高楼洋房、高级轿车、洋场十里……而这里用的是浊水，吃的是粗粮，住的是危房，有一次屋顶塌倒，差点儿把人砸死……这种颠沛流离，疲于奔命，食宿无着的“流浪艺术生涯”确实困苦得很。
然而，白杨能回上海吗？
她年方十八，涉世却已非浅，什么事都要三思而行。人活着，并不是全为了金钱，一味去追求舒适的生活，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个在艺术的长河里刚刚扬帆启航的女性，倘若离开了同仁的事业，民族的利益，擅自出走，那恰如孤帆离开了航道，难免会触礁沉没。
白杨接信后，马上禀告了沈浮等剧团负责人。白杨从沈浮那里了解到，上海沦为“孤岛”后，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大都撤离了，几家主要影片公司的制作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
只有张善琨的“新华”尚在继续拍片，拍的居多是色情恐怖的东西，完全是为着赚钱。张善琨确已发了横财，其他电影公司老板眼红得很，也想步他后尘。
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一面不顾舆论的斥责，将已停映十年的十八集神怪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又拿出来放映，一面利用原明星公司的小摄影棚，替一些投机性的公司代拍影片。《恐怖之夜》就是替明华公司拍的恐怖色情片、至于明星公司本身，基本上已毁于战火，无力复业。
当然，像白杨这样的明星回上海去，哪个影片公司都会抢着要，抢去当“摇钱树”，在日寇的铁蹄下，拍那些色情、神怪、封建反动的东西，白杨怎能干这样的事，她是决不会上这个当的。
正在这个时候，陈白尘从武汉回来了，他带来一个好消息：田汉、阳翰笙、洪深、赵丹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并要以电影为工具，与日寇作斗争。
白杨听着，禁不住问道：
“这么说，重返影坛又有希望了？政府当局设立了什么电影厂？”
陈白尘朝她笑了笑，扬起一张报纸，说：
“这是我从汉口带来的《新华日报》，上面有条消息，我读给大家听听。”
建设国防电影制片厂成立
电影为宣传利器，尤具教育机能，在国防意义上，它能唤起民众，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更是一重要武器。自抗战展开以来，整个中国电影界，即在间接或直接战事影响中，几全部陷于停顿，电影从业员，除个别参加流动演剧队作宣传。作外，殊缺少统一的工作计划，积极从事国防电影作品之生产。我政府负责当局，有鉴于此，爰决设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吸取全国电影界人材，从事国防电影之建设。兹悉该厂业已成立，工作人员除原有军事政训处电影股之全部人员加人外，明星公司之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舒绣文、王士珍、卡通专家万氏三昆仲，联华之黎莉莉、陈晨、许可、陈依萍等，新华之史东山、高占非等，均已加入工作。已拍摄之作品有史东山导演之《保卫我们的土地》，由魏鹤龄、舒绣文等主演；即将告成者，有袁业美领导高占非、黎莉莉主演之《热血忠魂》；在开拍中者，有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陈波儿主演之《八百壮士》……
白杨听有一大批同仁熟人已重返电影岗位，活跃在影灯之下，心里感到热腾腾的，恨不能马上投入他们的行列。
陈白尘完全理解她及其他影人的心境，就说：
“随着时局的发展，电影厂很快会迁到内地来，诸位男女影人会有用武之地的，请大家放心吧。不过，眼下，我们还得利用大小舞台，宣传抗日，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影人的责任。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朋友们，很快要来成都，与我们联合起来，在蓉城掀起一个宣传抗战的热潮。”
此时，白杨圆润的脸庞笑得像一朵绽开的白芍药。
1938年暮春季节，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为骨干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在沈西苓等人带领下，风尘仆仆赶到成都。
赵丹一来到朋友中间，就冲着白杨，手舞足蹈哼起了即兴杜撰的歌儿：
小杨，小杨，
还有咱怪模样的老板娘，
齐心辗碎路上的崎岖，
今朝相会在异乡。
莫道前路多艰难，
我们好比上沙场。
没有后退只向前，
演戏就是打东洋。
在一片欢笑中，两支队伍会合了，合并为“上海旅川业余剧人协会”。一个抗日话剧演出的热潮很快在成都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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