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汇报中特别谈到，这里的国营一一六厂前不久发生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件事引起了少奇同志的注意，决定对此作深入调查。
他让调查组成员去具体了解情况。
他自己也亲自找有关干部、群众和参加闹事的工人，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国营一一六厂按计划招收了一批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宣布将多出来的人调到一个五金生产合作社。
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不一视同仁，有“走后门”现象。
群众提出意见，领导又采取了压服的办法。
结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闹事。
当地政法机关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将带头的人抓了起来。
了解清楚以后，少奇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定的结论。
他说：“计划大是中央负责，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先招人，这是没经验，没吃过人多的苦。
但事情出了又不分清是非，进行压制，这种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错误的。
这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
”但他没有简单地下一个指示让当地执行，而是向有关干部讲清情况，让他们自觉地去纠正。
少奇对调查组的同志说：这件事原来是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的一方，思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加定性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
少奇把原来处理这件事的干部找来，耐心说服他们，打通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主动去为这些工人平反。
他对干部们说：能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干部，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还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只有认真吸取教训，将来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终于，有关干部解除了顾虑，自己出来为这一事件平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使这件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后来在碰到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因为要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家属；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
通过现场调查和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杂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
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而忘记目的。
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当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果暂时不能满足，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
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
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
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听说少奇同志来了，从北京赶回郑州。
黄峥：少奇同志和你们调查组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份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只是提出要好好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没有发表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主席的那篇著名讲话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
那时少奇同志已经离开北京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作的这个讲话。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北京开会，他应该是听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的。
王光美：是的。
吴芝圃同志回到郑州，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
少奇听后很高兴。
黄峥：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后来发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经过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
在公开发表前的这段时间里，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
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如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
这些论述，同原讲话精神是不协调的。
王光美：是这样。
不过吴芝圃同志向我们传达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
在河南期间，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了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还多次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
3月7日，我们离开河南到达湖北武汉。
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次向少奇作了汇报。
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
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也要教育工人用这样的办法对付官僚主义；即使人民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也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要承认，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
3月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
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到，1956年以来湖北发生工人闹事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
他们俩谈得都很具体。
少奇提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
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
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表扬了武汉第五发电厂。
这个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
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
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
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提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
16日，少奇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他着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
”他特别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
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
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
关键要分清是非。
”他同时还讲了学生升学问题，并指示调查组起草一篇社论。
3月17日，少奇召集了一个教育方面的座谈会，参加的有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农学院的校长、教授以及部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
少奇在会上就教育和民主党派问题谈了17点意见，如各高校应有独立性和主动性，政协的性质，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等。
3月19日，我们的火车到达湖南长沙市。
从这天开始到29日，少奇在湖南不断地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亲自到基层走访。
记得许多省市领导都来作过汇报，如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同志，省长黄克诚同志，还有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农村工作部长万达、宣传部长唐林、文教部副部长华国锋及徐贵田、文教局黄滨、教育厅长孙景华、财经办主任章伯林、株洲市委书记马壮坤、衡阳地委书记宁生等同志。
3月22日，少奇同长沙市一些中学的学生、教师代表座谈，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讲话。
3月24日，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报告，谈了分配制度、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的旺季淡季、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
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而这些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我们一行在3月29日离开衡阳到达广州。
省委书记陶铸同志连续两天就全省情况作了汇报。
广东省的情况和内陆省略有不同，除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闹事、农村问题外，工人失业情况严重，还有华侨、港澳和轻重工业矛盾等问题。
少奇和调查组对广东的一些部门和地方作了调查。
这期间，随行调查组把少奇同志同各地中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3月31日，少奇在广州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审定。
文章定稿后，少奇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将这篇文章报中央审定后发表。
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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