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和1960年少奇同志访问苏联，都不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
我国外事部门对这次出访非常重视，对我们提了很多要求，要我们认真准备。
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服装。
外交部礼宾司正式通知，要少奇和我做出国服装。
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
”可礼宾司不放心。
后来周恩来总理安排，让外交部黄镇副部长的夫人朱霖同志和礼宾司俞沛文司长上我家，想看看现有的衣服到底行不行。
我把少奇和我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给他们看。
他们看过后说：“这些都不行。
因为这四国是热带亚热带气候，天气很热，现有的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那些丝绒旗袍根本不能穿。
而且这些衣服都已穿过多年，太旧，要重新做。
”他们说，尤其是我的衣服不行，还不如大使夫人多。
俞沛文同志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该注意服饰。
”他还专门去向少奇说明这方面的情况。
少奇这才同意做一些薄的衣服。
这样，就决定到上海去做一些衣服。
当时上海做衣服的料子和手工都比较好。
康岱沙同志陪我去上海。
这时陈叔亮同志已经是驻外大使，先是在印尼，后在柬埔寨。
岱沙就是大使夫人了，所以有经验。
我在去上海之前，在春耦斋舞会上碰到毛主席，就向主席讲了要到上海做衣服的事。
当时江青在上海休养，我就问主席有没有信要带。
主席说“好”，就写了一封信托我带给江青。
我一到上海就通知江青，说我给她带来了主席的信。
江青派了一个姓洪的同志来把信取走了。
姓洪的同志是上海派在她身边为她服务的。
隔了一天，江青约我谈话。
她叮嘱让我一个人去，不要带康岱沙一起去。
我去了以后，江青先把主席写给她的信给我看，说是信里有一句话跟我有关。
我一看，主席信里讲到：跟光美说一下，她称李讷为李讷同志，这不妥，因为这是子侄之辈。
我称李讷为同志这个情节，是我们家里的事引起来的。
少奇同志要求子女很严格，从来不宠。
原先毛毛（刘允若）学习本专业不安心，要换专业，少奇不同意，对他批评教育。
后来涛涛（刘涛）上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她不喜欢，想换学外语专业，少奇也不支持。
毛毛就给涛涛出主意，说爸爸妈妈最听毛主席的，你想办法找主席说句话，准行。
结果涛涛就找李讷，让李讷跟她爸爸说。
李讷跟主席一说，主席真的就写了个便信给我，说关于涛涛转学之事，她身体不好，你们又坚持，这事怎么办？是不是让孩子学习有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我立即把主席的信给少奇看了。
少奇没想到毛主席会这样认真地对待涛涛的事。
他把涛涛叫来，耐心讲道理开导她，教育她年轻人应该经受锻炼，不能一遇困难就后退。
少奇还严肃地批评涛涛：“毛主席是党的领袖，要操心国内外大事，怎么能为个人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随后我专门给主席写了汇报信，说明有关情况，当然是和少奇商量并经他看过的。
我在信里解释说：我们的意思不是绝对不许涛涛转学，而是要对她严格要求，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就转学，要慎重考虑。
后来主席在见面时特意对我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
刘源：毛主席确实很喜欢孩子，爱和孩子们逗。
那时见了我们兄妹几个，就边打着手势边叫我们的名字：手掌来回移动，说这是平平；两手大拇指、食指围成一圈，说这是源源（圆圆）；两手掌斜合成屋顶状，说这是亭亭。
有次妈妈带我们去舞会，我的小妹小小（潇潇），那年才一岁多，她跑到毛主席面前，直直的盯着主席看。
我们都赶紧说：“快叫伯伯呀！”主席却说：“别打扰她，她在观察世界。
”大家都笑起来。
小小这才转身一溜烟跑了，跑没多远“啪”地摔了一跤。
我们都叫毛主席叫“毛伯伯”，只有小小不知谁教的叫“毛大大”。
一次主席听了说：“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
”王光美：我那次在给主席的汇报信里提到这么一句：“涛涛托李讷同志找您反映……”我为什么称李讷同志呢？我对主席家的人从来很尊重，我认为李讷是共青团员，应该称她同志。
江青给我看了主席的信，我觉得主席讲得有道理，后来我就不再叫李讷同志了。
在上海期间江青约我谈了三次，每次几个小时，讲了很多话。
她说：“主席说我朋友少，要我多找人聊聊。
”
王光美访谈录 建国后的刘少奇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4)
毛泽东看望刘少奇、王光美一家（1962年）。
在这几次谈话中，江青谈得最多的是文艺界的问题。
她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
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
特别想不到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
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
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当时听了江青的话我感到很紧张，文艺我也不熟悉，所以就是带耳朵听，没敢多说话。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少奇报告了。
少奇听后说：“这件事你不要管，由我来处理。
”他补充说了一句：“夏衍是经过周总理提议，中央批准调来北京工作的，不用查。
”后来江青回到北京，少奇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是通知她到我们家来谈的。
江青接到通知很紧张，因为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通知她要她本人来谈话。
少奇对她说：中央准备开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你对文艺工作有些意见，你可以今天在我这里谈，也可以到会上谈。
少奇说：“你同光美讲的那是什么呀？以后要注意。
”江青在上海也讲到出国穿戴的事。
她对我说：“你在国外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
”江青当时是劝我不要戴别针，没说不要戴项链。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不知怎么的，造反派说江青要我别戴项链我不听，成了一条罪状。
宋庆龄和我们一家的友谊王光美：这里我要特别说到宋庆龄同志对少奇同志和我的关心。
我对宋庆龄同志是非常尊敬的。
1963年那次我一到上海，就给宋庆龄同志写了封信，告诉她少奇和我将要出访印尼等国，请她从服装、礼仪上给我一些指教。
因为我考虑宋庆龄平时接触外宾比较多，也去过印尼，这方面有经验。
宋庆龄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让她的秘书隋学方到锦江饭店来看我。
她开了一个单子，让隋秘书带着单子来跟我一条一条地说。
她想得很细，说那个地方热，室内有空调，但睡觉的时候务必关上空调，有电风扇的地方不要对着吹，否则容易着凉感冒；别吃生冷的东西，以免闹肚子；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的时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跟的鞋。
我一条一条地记下来了，很感谢她对我们的关怀。
任何人对我们有帮助我总是铭记在心的。
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他们早就互相知道。
在20年代的大革命运动中，少奇是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宋庆龄当时就对工人运动给予了道义上、物资上的大力支持。
少奇在皖南事变后就任新四军政委，特地派军医处长沈其震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汇报新四军情况，感谢她为新四军伤病员开展的“两万条毛毯运动”。
黄峥：建国后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长期合作共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少奇同志是会长，宋庆龄是第一副会长。
1954年少奇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副委员长。
1959年少奇同志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是副主席。
1965年他们又都连任主席、副主席。
王光美：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十分融洽。
1951年冬，我陪少奇去南方休养。
我们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献了花圈。
后来到上海，宋庆龄邀请少奇和我到她家作客，她亲自煮咖啡招待。
1957年4月21日，为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我们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特意去看望了宋庆龄。
这一次少奇和她谈了很久。
当时中央正在酝酿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少奇真心希望通过整风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很自然地同宋庆龄谈到了中央的设想。
少奇对她说：“孙中山先生很伟大，我们都很敬仰他。
孙先生的主张之所以没能完全实现，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党。
我们共产党汲取了他的教训，注重建设一个好的党。
我们现在号召整风，就是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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