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好的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富强起来。
”宋庆龄听了很感动，恳切地向少奇提出，希望参加共产党。
少奇当即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后来宋庆龄为响应整风号召，也给中央提了意见，写成书面的，但没在报纸上发表。
刘少奇、王光美和宋庆龄在上海（195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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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建国后的刘少奇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5)
他俩的这次谈话过程我都在场。
为什么我在？因为少奇说话有湖南口音，宋庆龄讲的是上海地方话，但会英语，我在中间起一点翻译作用，有时用英语，有时用普通话。
不久，少奇将中央研究的意见转告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
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宋庆龄听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有点失望，但表示理解。
以后中央对她确实一切按照党员的待遇，党的文件、刊物都发给她，党的重要决策征求她的意见。
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
少奇曾对我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妇女。
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
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
”建国后宋庆龄定居上海，60年代搬到北京住。
少奇常教育我们家的孩子热爱宋妈妈，让孩子们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宋妈妈写信，送自己做的贺年片。
宋庆龄也几次请孩子们到她家里，给他们好吃的东西。
孩子们给她表演节目，学英语，她特别高兴。
宋庆龄几乎每年都要给我的几个孩子写一两封信，送糖果、笔记本。
有一次她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宋庆龄对少奇同样很尊重、信任。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半年多，少奇已经被批判、打倒，可宋庆龄还给孩子们寄贺年卡，并给我们送来一本《宋庆龄选集》，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收到这本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现在这本《宋庆龄选集》放在湖南刘少奇纪念馆收藏、展出。
“文革”中，我被关在秦城监狱，对少奇和孩子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孩子们也不知道少奇和我的情况。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后，孩子们听说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的子女见到了他们关押在狱中的父亲，就给中央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
孩子们也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其中就有他们的宋妈妈，请求把他们的信转给党中央、毛主席。
别的信不知道，宋庆龄收到信后转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作了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一开始专案组找我谈，说孩子们要来见我。
我不同意。
我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的我怎么能见我的孩子们呢？后来他们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我才同意见。
也就是这一天，1972年8月17日，我才知道我日思夜想的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
第二天，我见到了离别整整5年的孩子们……后来大学恢复招生，平平想上大学，没有别的办法，想到了宋妈妈，就给宋庆龄写信。
宋庆龄很快给孩子们回了信，还送了糖果、笔记本等礼物。
她在信中说：你们要努力争取上大学，但要靠自己的本事。
宋妈妈的回信给了孩子们很大鼓励，尽管由于她的身份处境不可能直接让孩子们进大学。
大学恢复高考后，平平、源源、亭亭、小小都凭自己的本事先后考上了大学。
1979年春节前我被释放，不久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宋庆龄，我们都非常高兴。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5月中央安排我和孩子们去河南接少奇的骨灰。
去河南之前我给宋庆龄同志写了封信，告诉她这个情况。
她很快回了我一封用英文写的信，写得非常热情，有感情。
5月17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宋庆龄也出席了。
告别时她和我紧紧拥抱。
其实她那时身体已经不大好，一直有一位小女孩扶着她。
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的身体不好了，但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
按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保密的，探望也是有规定的。
宋庆龄的保健医生顾大夫，曾经给少奇同志当过保健医生，我认识。
大约1981年的4、5月份，有一天顾大夫悄悄告诉我，宋庆龄已经病危几次了。
听了这个消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连忙坐了车去看她。
多年来，宋庆龄同志一直对我们家很关心、爱护，从大人到孩子，都感受到她的关怀、温暖，我从心里感激她、尊敬她。
现在看到她病情严重，神志有时清醒有时不清醒，已经几乎不能说话，我难受极了。
这时我马上想起一件事，就是1957年在上海，宋庆龄当面向少奇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后来少奇又通知她中央意见她暂不加入为好。
这个经过我都在场，她当时眼泪汪汪的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楚。
能不能在她临终之前让她实现这个心愿呢？我决定试一试。
我马上驱车到中南海西门，说我要找胡耀邦同志。
当时耀邦同志是中央总书记。
里面说他正在中南海瀛台会客。
我就先到勤政殿，把车停在那儿，等他出来。
过了一会儿，耀邦同志见完客出来，把我拉到会议室。
我对他说：“我刚刚看了宋庆龄出来，她已经病危。
”耀邦同志说：“不是说好一点了吗？”我说：“不知道人家怎么向你报告的，可是我觉得很严重。
我想向党报告一件事，宋庆龄同志曾经向少奇同志提出要求入党，当时中央意见她暂时不入党为好，也是少奇同志答复她的。
这事经过我都在场。
能不能在她现在还明白的时候同意她入党，给她一个安慰？如果中央同意，我可以去当面问她一下。
”耀邦同志说：“可以问。
”他还说，这些年没能让她发挥她能够发挥的影响。
有了耀邦同志这句话，我再次去看宋庆龄同志。
这次她很清醒，一见面就认出我。
当时正好在美国学习的我女儿平平刚寄来一张挺漂亮的母亲卡，上面印着洋画，祝词也是英文的，还没有写我的名字。
我就把这张卡带着。
我知道宋庆龄爱好这样的礼物。
我把母亲卡送给她，她很高兴。
我就对她说：“少奇同志在世的时候，我知道当时党中央很信任你，对你评价很高。
现在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也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
当年你曾当面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入党要求，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要求？如果有，我立刻报告党中央。
”她“嗯”了一声，点点头。
当时有很多人在场，有医生、工作人员、她家的阿姨等等。
见到她还有入党要求，我赶紧跑下楼，通过她的杜秘书要通了耀邦同志的电话。
我对耀邦同志说：“我刚才问了，宋庆龄同志要求入党。
”耀邦同志说：“好。
这件事你就办到这儿，以后的事我们办。
”做了这件事，我感到极大欣慰，心里轻松了许多。
以后就是中央按照正常手续办了。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这些都派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向她宣布。
5月29日晚，宋庆龄同志在北京她的寓所逝世。
宋庆龄同志逝世那天，我到她的住处去了。
我看到廖承志同志在。
后来小平同志也来了。
廖承志同志拿着一把钥匙，到宋庆龄卧室打开抽屉，想看看她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
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去看的，想知道她有没有政治方面的遗嘱。
小平同志在楼下等着。
廖承志同志打开抽屉一看，遗嘱是有的，但是经济方面的，就是说她有什么遗产，怎么处理，分给谁谁多少。
小平同志听完这个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看廖承志等同志处理完了有关事情，我也走了。
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对党尽了责，也对宋庆龄同志尽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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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建国后的刘少奇 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黄峥：光美同志，您家从西楼搬到福禄居，可能还关系到一个大背景，就是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似乎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也不平静了。
因为这期间中央办公厅发生了“窃听器事件”，还牵连到杨尚昆同志。
王光美：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
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
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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