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为之倾注了很大精力。
改革开放以来，发起最早的是“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多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
“幸福工程”开展比较晚，但我们还是做了不少事情，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
什么是“幸福工程”呢？用一句话就是：“救助贫困母亲行动”。
在我国的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就是贫困母亲。
她们中有不少人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状态，口粮不足，缺乏收入来源，享受不到教育、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
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
我参加“幸福工程”的工作以后，曾到过不少贫困地区。
我亲眼见到，在所有贫困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
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们默默忍受着各种困苦和劳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们常常能听到，人们赞颂母爱的伟大、无私和奉献精神。
可谁能想到，贫困母亲的母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作出多大的牺牲啊！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
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孩子，但每一个人都有母亲，都领受过母爱的恩情滋润。
救助贫困母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
我有一个深爱我的母亲，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因此对“母亲”的含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
当我听到贫困母亲的种种境况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决心为她们做一点事情。
1995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联合发起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幸福工程”，邀请我担任“幸福工程”组织委员会主任，我欣然答应了。
黄峥：听说为了救助贫困母亲，您将您母亲传下来的几件珍贵文物拍卖，所得资金566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幸福工程”？王光美：“幸福工程”是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办事，没有国家资金投入，全靠海内外各界的捐赠来实施救助行动。
创办之初，筹集资金是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作为“幸福工程”组委会的主任，应该带头做一点贡献。
这使我想到了我母亲留给我的几件文物。
多年来，少奇同志和我都是靠国家发的工资生活，没有积蓄，没有家产。
少奇同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著作、手稿、笔记，不属于家人，是属于党和国家的，我们已全部上交。
少奇同志生前用过的生活用品，经过“文化大革命”，保留下来的很少，几年来我们已陆续将它们赠送给湖南少奇同志纪念馆、河南开封少奇同志陈列馆和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里面的少奇同志陈列室。
总之，少奇同志属于党和国家，他留下来的东西，我们都交给组织。
我母亲的这几件文物，和少奇没有关系。
1958年，我们请我的母亲住到我们家，帮助照顾几个孩子。
我母亲很认真，进中南海之前特意问，能不能随身带一些自己的东西？我请示少奇同志，少奇说：“老人家喜欢什么就带一点吧！”这样，我母亲就将她随身用的一些物品带在了身边。
“文革”以后，这些东西退给了我。
黄峥：这几件文物保存下来很不容易，对您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您怎么舍得将它们捐献出来呢？王光美：应该说，这几件物品对我是有纪念意义的，因为这是我母亲用过的而且是她很喜爱的东西。
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几件东西能幸存下来，确实不易。
老实说，把它们捐献出来，我是有点心疼。
但一想起那些无助的贫困母亲，我就感到值。
我觉得，捐出这些东西符合我母亲的心愿。
我母亲是一个思想进步、乐于助人的人，她早就主动把家里的房产献给了国家。
进中南海以后，她对所有工作人员都特别好，能帮谁干点什么就尽量帮。
从为人处世，到社会经验，我都非常敬佩我母亲，多少年来经常以她为榜样鞭策自己。
我相信，如果我母亲在世，也会支持我这样做。
我很怀念我的母亲，但我有她的照片，想念的时候可以看看照片。
怀念一个人不一定要保存他的东西，精神遗产更重要。
少奇同志没留下物质遗产，连骨灰都撒到了大海里。
我献出这几件东西，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这几件文物是1996年委托中商盛佳国际拍卖公司拍卖的，得拍卖款5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幸福工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
黄峥：您的这一义举传出以后，人们大受感动，带动很多人慷慨解囊，为“幸福工程”引来了一大批捐款。
“幸福工程”是怎样使用这些捐款的呢？现在的发展情况怎样？王光美：“幸福工程”通过卓有成效的救助行动，帮助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
治穷，就是以贷款形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提高经济地位。
治愚，就是扶助村一级开办母亲学校，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文化科技知识，掌握一两门致富实用技术，懂得生殖健康知识。
治病，就是为贫困母亲检查身体和治疗妇科疾病，提供生育保健服务。
“幸福工程”优先救助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
“幸福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绩。
到1999年底，已经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7个县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9587万元，向项目点免费发放了价值280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同时，还为数万名贫困母亲作健康检查和治疗妇科病，举办各类培训班几千期，使一大批贫困母亲得到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培训。
据不完全统计，有65万贫困母亲经过“幸福工程”的救助摆脱了贫困，间接受惠人数达几十万人。
这些受助母亲依靠“幸福工程”提供的小额贷款和配套服务，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种植、养殖或其他农副业生产，经过一两年的劳动，家庭人均收入都达到或超过当地平均水平。
她们参加了“幸福工程”举办的培训、义诊等活动，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家庭被评为“文明户”、“科技示范户”，有的还被选为村、乡、县级干部或人民代表。
每当看到这些发生在贫困母亲身上的变化，我就特别高兴。
我晚年能参加“幸福工程”，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我感到很值得，很有意义。
黄峥：光美同志，感谢您给我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内容。
这些内容很珍贵，很有价值，我将把它们整理出来。
再次谢谢您！王光美：少奇同志生前常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尽力做了一些工作，但同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与要求相比，自知差得很远。
在我的一生中，在我的工作中，得到了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深受感动。
趁此机会，我对这些同志、朋友表示深深的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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