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
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
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
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
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
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
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
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
”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
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
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
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
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
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
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
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
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
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王光美访谈录 文革中的磨难 不堪回首的岁月(3)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
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
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
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
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
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
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
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
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
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
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
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
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
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
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
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
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
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
其间他邀请我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
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
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
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
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
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
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
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
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
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
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
”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
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
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
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
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
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
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
这一段的前后经过和少奇的情况，中纪委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
你在《刘少奇一生》等书里也写了。
我就不再多谈了……实在太惨啦！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
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
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
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
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
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共产党员，让他活着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太残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最难以忍受的。
仅是少奇晚年这一段的表现，也足以证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p>
王光美访谈录 文革中的磨难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
黄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党和人民终于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光美：党内外的许多干部群众，早就对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表示不满。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为少奇同志鸣不平的人。
共产党员张志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我们的孩子在“文革”中散落各地，也得到不少好人的关怀和支持。
粉碎“四人帮”以后，就不断有干部群众给中央写信，要求为少奇平反。
黄峥：我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要求为少奇同志平反的群众来信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经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组成联合复查组，复查刘少奇一案。
王光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就果断地将我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并安排孩子们和我住在一起。
我终于结束了将近12年的囚禁生活，回到人民中间。
刘源：妈妈刚放出来那会儿，住在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就是现在金台饭店的前身。
那时“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存在，“文革”中的“三种人”还没有得到清理。
有人就来交待我妈妈说：“你现在虽然放出来了，但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恨你。
你不要随便外出，否则安全不保。
”这样一来，弄得招待所很紧张，很难办。
我们一听很生气：这算什么呀！人都放出来了怎么还限制自由？我们整天在群众中，没有这种感觉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完全是又一次解放的气氛嘛！我就去找胡耀邦同志的女儿胡曼丽，请她向耀邦同志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给我妈妈换个地方住。
胡曼丽一听也很生气，回去就跟她爸爸说了。
耀邦同志听后说，马上请光美同志搬到翠明庄去住。
翠明庄是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耀邦同志那时兼中组部部长。
这样，妈妈很快搬到了翠明庄。
有一天乔明甫同志到翠明庄来看妈妈，动感情地说：“我们很怀念少奇同志。
他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
今天见到您，就像见到少奇同志一样……”妈妈当场感动得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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