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
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41页。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
”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
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
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
他早就明确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
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
”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
”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
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
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最后的路程。
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
”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
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
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
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
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痛苦，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
少奇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
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但真理高于一切，面对要经受的考验，少奇同志满怀信心地迎向要打倒他的人。
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
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一句
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
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现在看来，我当时那种幸运感是多么自私呀！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互相残害。
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
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
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
我们为他自豪。
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殉职。
他 </p>
王光美访谈录 刘少奇与王光美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2)
光明磊落，至死而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述说衷情。
但在充满痛苦、打击、考验和斗争的日子里，我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
此刻我回想往事，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心如刀绞的痛苦，又为能同少奇一起经历这一切而感到欣慰。
由此，我更想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亲爱的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和大灾难后，不是终于胜利了吗？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党和
人民，难道不是最坚强、最可信任的吗？
今天，面临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
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5000多万党员和近12亿人民，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写出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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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革命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1)
黄峥：非常感谢光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青同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
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
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
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光杰和他们认识。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
这场学生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
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
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
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
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
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
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
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
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
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
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
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
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
王光杰同志在天津见过少奇同志吗？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见过他。
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
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
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
有一次她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的电话。
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
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了去，当面叫她妈妈。
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
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
1946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月1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党的声音。
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
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
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
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有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杰。
1996年王光美和兄妹们合影。
左起：王光和、王光杰、王光超夫人严仁英、王光美、王光琦夫人胡敏、王光英、王光英夫人应伊利、王光超、王光和丈夫王金城。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
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
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江泽民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刘少奇听儿子刘源汇报当兵锻炼情况（1965年8月）。
刘源：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
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家华同志。
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早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
我看了很感动。
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
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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