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
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叶剑英同志找到北平地下党市委副书记武光同志，请他帮助为中共代表团选调英语翻译。
王光美：这样，崔月犁同志就找到我，同我谈了两次。
开始我没有答应。
我心里想：我不是学的英语专业，军事也不懂，怎么能在这个军调部当翻译呢？而且我当时已经是物理系助教，硕士论文也已经通过，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
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
我就拿着条子去解放报社，换成了地下党的介绍信。
我记得是一个带红框的大信封，写给李克农同志的。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具体负责人是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同志。
叶剑英同志平时住在景山东街的叶公馆。
我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
第一天去什么都不懂，找来找去不知道把自行车往哪放，最后还是推进楼里去了。
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
我把介绍信交给他。
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
当时旁边房间里有人在唱歌，我不知道歌名，但觉得很好听。
李克农同志说：“这是陕北民歌，叫《走西口》。
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
”最后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是骑自行车来的。
他说：“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地址留下来。
”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开到我家门口，把我接到翠明庄。
我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实际负责的是徐冰同志。
徐冰同志后来告诉我，李克农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
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公开工作都在北京饭店，但分层活动，分餐厅吃饭。
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
我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
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
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
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
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
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
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
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
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
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
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
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
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
楚梅就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
她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
楚梅后来同邹家华同志结婚了。
刘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就两个人。
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又都想知道对方是谁，就互相猜。
楚梅老拐着弯问平平家里的情况，平平不说。
平平也变着法儿问楚梅家里的情况，楚梅也不说。
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
在军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
”这样她俩就说开了。
楚梅还说：“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
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
”关楚梅和平平的那个监狱叫少年管教所，可实际上也关大人。
“文革”中什么都乱了。
楚梅的爱人邹家华、哥哥叶选平也关在那里。
楚梅想看看他们俩。
等男犯放风的时候，她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可窗户太高，够不着，平平就让她踩在自己身上，结果还真看见了邹家华。
楚梅一下子就哭了。
楚梅和平平关在一起差不多一年。
王光美：我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
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
他们那种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令我非常钦佩，给了我深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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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革命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1)
黄峥：北平地下党组织挑选您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除了您英语好以外，恐怕主要是因为您和您家同共产党的关系。
听说您家早就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庭的情况吗？王光美：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
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
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
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
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
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
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
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
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
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
无论是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
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
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
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
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
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
她家是华侨。
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
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
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
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
但我母亲本人同意。
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时就互相有好感。
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
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
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
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
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
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
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
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
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
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
在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
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
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
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
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
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
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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