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些热心肠的同志哥、同志姐哟。
农村的情况如何,八亿人口的生养栖息、衣食温饱,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举足轻重的。
特别是当前农村正经历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平原、高原、山地、丘陵,水稻、旱粮、瓜果、森林植被,不再按一个模式搞生产运动了,不再搞既违农时、又背地利的
"规范化作业"了,实在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在新的形势之前,回顾一下过去的教训,展望一下业已来到的良辰,不也是有益处的么?
记得前些年,我自己就有一个颇为"规范化"的头脑,处世待人,著文叙事,无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惟恐稍有疏漏触犯了多如牛毛的戒律,招来灾祸。
是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解放了我,给了我一些认识生活的能力,剖析社会和人生的"胆识"。
然而我的这点在"四个坚持"原则指导下的"胆识",比起同辈作家和广大读者来仍然是有限得很。
我是个南方的乡下人,身处江湖之远,既有乡下人纯朴、勤奋的一面——恕我在这里自诩;也有乡下人笨拙、迟钝的一面——恕我在这里妄言。
去年,我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习,跟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作家朝夕相处。
学友才高,京华纸贵,我看到了自己和这些优秀同窗之间的差距。
我虽然于五十年代末期即开始学习写作,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短篇习作,但起点很低,染有粉饰
生活的文学苍白症。"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翻开了崭新的篇页。
发展之快,变革之烈,已是恍若隔世。
大批中青年作家继承老一辈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复杂的社会和人生,写出了许多光华耀目、感奋人心的好作品。
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文学要求。
就我来说,面对着这种新的文学要求,既有重新认识生活、剖析生活的问题,也有艺术素养、表现手段的问题。
于是我探索着,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
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
有的朋友出于对我的爱护,指出我的习作写得过于真实。
文学的真实当然不是给生活拍摄原始图片,它是经作者思想感情、艺术构思筛选、提炼出来的结晶体。
当然,有时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是会让人害羞和痛心的。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害羞是一种颇为可贵的感情,是富有自尊心的表现。
它可以成为一种跟过去的过失诀别的心灵的感召力,从而记取那些令人心悸的教训,卸却身上因袭的重负,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奋斗不息。
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可起到一种引以为鉴的效益。
《芙蓉镇》是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新的尝试。
既是尝试,
则难免幼稚,会伴随些谬误。
好在鲁迅先师有言:惟其幼稚,正好寄希望于这一面。
这是我的自慰,亦是我的自勉。
借着这次出版单行本的机会,我对曾经支持、关怀过这部书稿写作、修订的前辈作家和编辑同志,对所有给我以鞭策鼓励的读者,以及我家乡民歌的搜集整理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但愿在春的盛会里,这部习作能如一支柔弱的石楠竹,探身于群芳竞彩的文学花园的竹篱边,绽放出有些羞涩然而却是深情的微笑。
古华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于北京
话说《芙蓉镇》
长篇小说《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刊载后,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我收到了来信数百封。
文艺界的师友们也极为热情,先后有新华社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当代》、《文汇报》、《作品与争鸣》、《湖南日报》等报刊发了有关的消息、专访或评论。
这真使我这个土头土脑、默默无闻的乡下人愕然惶然了,同时也体味到一种友善的情谊和春天般的温暖。
来信的读者朋友们大都向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你走过什么样的创作道路?是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你的生活经历和小说里所描绘的乡镇风物有些什么具体的联系?你的这部小说结构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来类比,可以说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这种结构是怎么得来的?你在文学语言上有些什么师承关系?喜欢读哪些文学名著?小说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书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艺界的同志讲,你写这部小说只花了二十几天时间,是一气呵成的急就章,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使我犹如面对着读者朋友们一双双沉静的、热烈的、含泪的、严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动。
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
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
面对后两类问题,我不禁很有些感叹、戚然。
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写作速度缓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产万言"的桂冠。"
平生无大望,日月有小酌。"
以我一个乡下人的愚见,一年能有个三两篇、十来万字的收获,即算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满足也就油然而生并陶然自得了。
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不能仅仅从下笔到写毕来计算的。
《芙蓉镇》里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
正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的卷首所论及的:"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
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
我觉得,不论后人怎样评价金圣叹在《水浒》问题上的功过,他所悟出的这个有关小说创作的道理,却是十分精辟独到,值得后世借鉴的。
我是怎样学起做小说,又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这要从我的阅读兴趣谈起。
我读过一点书,可说是胃口颇杂,不成章法。
起初,是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半生不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倒也庆幸没有被"武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寻访异人领授异术。
接着下来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读"五四"以来的名作,才稍许领味到一点文学的价值所在,力量所在。
至于走马观花地涉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沉迷流连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等巨匠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物面廊,则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了。
后来年事稍长,生出些新的癖好,鸡零狗碎地读过一点历史的、哲学的著作,中外人物传记,战争回忆录,世界大事纪等等。
又因生性好奇好游,却无缘亲眼见到美利坚的月亮、"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法兰西的水仙、古罗马的竞技场,只好在书的原野上心驰神往。
还追踪着报刊上披露的一则则有关航天、巡海、核弹、飞碟、外星人、玛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奥秘的各种消息,来做一个乡下小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会餐"的梦……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自乐自慰。
日积月累,春秋流转,不知不觉中,我就跟文学结下了一种前世未了之缘似的关系。
就这样,我麻着胆子,蹒跚起步,学着做起小说来了。
甚至还坐井观天地自信自己经历的这点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
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
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
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
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
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
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
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
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
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
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云流水"的时刻,却总是写完上一节,就焦虑着下一章能否写得出(且不论写得好不好)。
初稿既出,也会得意一时,但过上三五天就唉声叹气,没有了信心,产生出一种灰色的"失败感"。
爱人摸准了这个心性,每当我按捺不住写作过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向她讲述自己所写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或是某段文字时,她就会笑骂一声"看你鬼神气!不出三天,又来唉声叹气!"果然几天后初稿一完,我也就从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面——心灰意冷。
直到很多日子过去,才又不甘失败地将稿子拿出来,请朋友看看有无修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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