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她喜欢这个名字，我就继续叫她“玛丽”，反正我一想到她，就是玛丽。然而她以前用过的名字一直回响在我的脑海里，爱尔柳科尔……爱尔柳科尔……这个名字在我的唇边徘徊，不知道应该怎么拼写。
猛然间，我知道怎么拼了。我那讨厌的总爱储存琐碎事情的记忆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检索标签，此时正在我大脑深处拼命翻找我储存在那儿的一些连续多年不去考虑的垃圾信息。曾有一个社区，一个殖民地，那儿使用人造的语言，就连名字也是人造的——
对了，是惠特曼人。这是一群无政府主义信徒，因为反对政府而被加拿大当局驱逐出境，他们前往小亚美利加，但在那儿也没有站住脚。他们的先知写了一本书，叫《幸福熵》。我虽未细读，却草草浏览过一遍，书中充斥着装模作样的数学公式，教导人们如何获得幸福。
人人都希望“幸福”，正如人人都反对“罪恶”一样。但这个教派的做法却与众不同，总是给他们惹上大麻烦。他们有一种新奇而又相当古老的解决性问题的办法，这种方法看来挺适合他们，但只要这种惠特曼文化接触到其他类型的文化，都会引起爆炸性的大冲突。对他们而言，就连小亚美利加也不够远离他人。我不知从哪儿听说，这一教派的残余者已经移民去了金星。估计现在全都死了。
我不再想这些事了。如果玛丽真是惠特曼人，或是以这种方式被抚养成人的话，那是她的事。我当然不会让这一教派的思想引起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婚姻不是谁对谁拥有所有权，妻子也不是财产。
如果玛丽不愿我知道她的这段往事，那我就不知道好了。我追求的是玛丽，不是什么密封包装里的童贞。
我再次提起服用时光延长片时，她没有反对，只是建议我们将剂量降到最小。这种妥协其实很好——如果两人觉得剂量太小，什么时候都可以多服一点。
我把药制成注射剂，这样药效来得更快。平常用药后我会看一座钟，只要秒针不动了，我就知道药力已经在体内发挥作用了。不过小屋没有钟，我们又没戴指表。这会儿太阳刚刚升起，我俩整夜没合眼，一直依偎着靠在壁炉前低低的半月形大沙发里。
我们又躺了好一会儿，感觉很舒服，朦朦胧胧的。我半心半意地想，不知时光延长药起作用没有。接下来，我意识到太阳已经停滞了，不再上升；又看到一只鸟拍动着翅膀在观景窗前飞着，却老是飞不过去。倘若我多盯着看一会儿，我能看见翅膀的每个震动。
我的视线移回妻子身上，欣赏着她修长弯曲的四肢和起伏有致的线条。皮拉塔蜷曲在她的肚子上，毛茸茸的一团，爪子蜷缩着，像袖手取暖。一人一猫都睡意朦胧。“弄点早饭，怎么样？”我说道，“我饿死了。”
“你弄吧，”她答道，“要是我动一动，会惊着皮拉塔的。”
“你可是说过爱我，敬重我，要为我做早饭的。”我边说边搔她的脚心。她喘息着抽回两腿，猫抗议地尖叫一声，跳到地板上。
“哎，亲爱的！”她说着坐起来，“你让我动得太快了。你瞧，我让它不高兴了。”
“别管他，老婆，你嫁的人是我。”话虽这么说，可我清楚是我的错。在其他没有服药的人面前，吃了时光延长片的人的动作应该很当心。我没有考虑到这只猫。它肯定觉得我俩的动作像喝醉了的“蹦蹦跳”玩具。我小心地、慢慢地蹲下来，想哄哄它。
但无济于事。它向它的小门飞奔过去。我本来可以抓住它，在我看来，它的动作就像糖蜜在慢慢流动。但这样做的话，它会更害怕。随它去吧。我进了厨房。
你知道吗？玛丽是对的，“时光延长片”对蜜月毫无益处。我先前感到的是狂喜极乐，服药后带来的却是不正常的幸福感。虽然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但这是药物造成的强制性的安乐感。我用化学药剂伪造出的感觉取代了真实的幸福感，这是个真正的损失。
的确，有些珍贵的东西是不能或不应该操之过急的。和往常一样，玛丽又对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仍旧是美好的一天——或者说一个月，全看你怎么想。不过，我真希望当初能紧紧抓住真实的感觉。
晚上晚些时候，药效退去。我感到有些烦躁。这是药效减退的标志。我找到了指表，看着时间检测我的反应能力。测出恢复正常以后，我给玛丽测量，她却告诉我她已于大约二十分钟前恢复了正常。我还以为我按各人体重配出的剂量很准确呢。
“你想再用一次药吗？”她问我。
我将她拥入怀中吻着，答道：“不，老实说，我很高兴药劲儿过去了。”
“我太高兴了。”
我的胃口很好。一般说来，药效过去之后，不管在服药期间吃了多少顿饭，都会胃口大开。我刚说起我的胃口，玛丽说：“等会儿，我去叫皮拉塔，它一整天都不在家。”
在刚过去的一天——或者说“一个月”里，我一点都不想它。用药以后就是这样，只觉得幸福，其他什么都不管。“别担心，”我安慰她，“它经常整天不着家。”
“它以前可不这样。”
“跟我在一起时，它经常这样。”我答道。
“我想我让它觉得受委屈了——我知道，全怪我。”
“那它很可能去了老约翰家。每次我侍候得不周到，它都用这一套来惩罚我。它不会有事的。”
“可已经是深夜了，我担心土狼会逮着它。”
“别犯傻了，东面这么远的地方怎么会有土狼？”
“或许会碰上狐狸什么的。你介意吗，亲爱的？我要出去找它。”她朝门走去。
“穿上点衣服。”我叮嘱她，“外面冷得刺骨。”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回到卧室，拿上去村子那天我为她买的便服，走了出去。我给火添了把柴之后进了厨房。
她走时一定没有关门。我正在犹豫不决：是吃快餐好呢，还是充分享受做饭的每个环节的乐趣，就在这时，我听到她说道：“坏猫，你让妈妈担心死了。”呢喃的声音充满爱意，大家哄婴儿和小猫时都这么说话。
我喊道：“把它抱进来，关上门！”她没有作声，我也没有听见门关上的声音，于是我回到起居室。
她刚进屋，怀里却没有小猫。我刚要说话，却看见了她的眼神，直勾勾的，充满难以名状的恐惧。我说了声，“玛丽！”向她走去。
她好像看见了我，却转身向门走去，动作急促而不连贯。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我看见了她的肩膀。
便装下的肩膀圆圆地隆起。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很可能只有一瞬间，却令我永远刻骨铭心。我扑向她，抓住她的手臂。她望着我，眼神不再是惊恐万状，而是死一样的呆滞。
她用膝盖顶我。
我紧紧抓住她，勉强躲过一劫。我知道，不能用抓住对方上臂的办法来对付一个危险的对手。可这是我的妻子啊。要我用“佯攻——躲闪——格毙”的招数来攻击玛丽，我办不到。
但鼻涕虫却决不会对我良心发现。玛丽，或者说鼻涕虫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而我却竭力避免伤害她。我既要阻止她杀掉我，又要杀掉鼻涕虫，同时还必须防止鼻涕虫抓住我，那样的话，我就再也救不了玛丽了。
我松开一只手，一拳打在她下巴上。这一击本可以把她打昏的，可她连动作都没放慢。我再次抓住她，像熊那样张开四肢抱紧她，让她动弹不得却又毫发不伤。我俩扑倒在地，玛丽压在我身上，我用头用力顶她的脸，免得被她咬着。
我就这样搂着她，凭借粗壮的肌肉钳制住她强壮的身体，不让她动弹。接着我试图用神经压迫来麻痹她，可她知道我想干什么，像我一样对关键部位了如指掌。我没被她压麻痹就算幸运的了。
我只有一个办法：捏死鼻涕虫。我知道这对寄主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她也许不会死，也许会。但肯定会受到重创。我想先让她失去知觉，再用比较温和的手段把鼻涕虫拿下来杀死……用高温或电击的办法，就能迫使它脱离寄主。
利用高温——
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了，她的牙齿咬住了我的耳朵。我腾出右手向鼻涕虫抓去，却什么也没发生。我本以为手指会触到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却发现这只鼻涕虫有着坚韧的角质外皮，感觉像是抓住了足球。当我碰到鼻涕虫时，玛丽猛一抽搐，咬下我耳朵上的一块肉，但她没有出现剧烈痉挛，说明鼻涕虫仍活着，还在控制她。
我努力把手指伸到鼻涕虫下面，使劲想把它从玛丽身上撬掉，可它却像吸杯一样粘在她身上，手指再也无法向下探。
与此同时，我身体的其他部位连遭袭击。我打了个滚，双膝着地跪起身，依旧抱着她。我不得不放开了她的腿，这样就不妙了，不过我用单膝顶着让她直不起身，然后挣扎着站起来，把她拖到火炉边。
她明白我要干什么，差点从我手中挣脱开。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和山林怒狮搏斗。但我还是把她拖到那儿，揪住她的头发，硬是把她的肩头按到火上。
我是说——我发誓我只想用微火燎烤鼻涕虫，迫使它为躲避高温掉下来。但她奋力挣扎，我滑了一跤，我的头猛地撞到壁炉的拱门上，她的肩膀落到了炭火上。
她尖叫起来，猛地一跳，离开炭火。我挣扎着站起来，头上撞的那一下仍旧让我头晕目眩。这时她倒在地板上，美丽的头发在燃烧。
她的便眼也着了火，我用双手尽力扑火。鼻涕虫已经不在她身上了，我一边把火压灭，一边环视四周，发现它躺在火炉前的地上，而小猫正在嗅它。
“快走开！”我喊道，“皮拉塔，别往前凑！”小猫好奇地抬起头，好像这是某种新奇有趣的游戏。我继续扑火，直到确信她头发和衣服上的火完全熄灭。我来不及确认她的死活，马上离开她，毕竟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做。
我需要那把壁炉铲，因为我不敢再冒险用手去接触鼻涕虫。我转身去拿铲子。
但鼻涕虫已经不在地上了，它竟然骑到了猫背上。小猫僵硬地呆站在那儿，四肢分开，鼻涕虫正在安身。
也许我应该晚几秒看到，那样可能会好些。那样的话，骑着小猫的鼻涕虫已经逃到门外了。我是不会在茫茫黑夜中去追它的。可事实是我俯身冲向皮拉塔，它刚要受鼻涕虫的控制动一动时，我一把抓住它的后腿。
徒手对付一只疯猫，充其量只能说鲁莽。要控制一只已被泰坦星人操纵的猫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我还是抓住了它，再次向壁炉走去。猫爪和利齿不断抓咬我的手臂。
这一次我做得很彻底。尽管皮拉塔哀号着想挣脱，我还是把鼻涕虫按到炭火上，把猫毛和我的手都烧着了，直到鼻涕虫直接掉到火焰里，接着我把皮拉塔抱出来，放在地上。它不再挣扎，和刚才为玛丽做的那样，我为它扑火，确信火灭了之后，我这才回到玛丽身边。
她仍然昏迷不醒。我蹲在她身旁，抽泣起来。
一个小时之内，能为玛丽做的一切都做过了。她左侧的头发差不多烧光了，肩和脖子也被烧伤，所幸脉搏跳动很有力，呼吸虽然急促微弱，但很稳定。她不断出汗，但我相信她还不至于脱水。这里虽然是偏僻的山村，所幸我的储备还算齐全。我替她包扎好，给她打了一针让她睡觉。这以后我才顾得上照料皮拉塔。
它仍旧躺在地上，姿势和我把它放在地上时一样，情形很不好。它的情况比玛丽糟得多，很可能肺部也灼伤了。我还以为它死了，可当我抚摸它时，它抬起了头。我轻声说道：“对不起，老伙计。”我觉得似乎听到它喵呜了一声。
除了没敢给它打催眠针，我像刚才为玛丽做的那样给它的伤口敷上药。一切料理完之后，我走进浴室检查自己的伤。
耳朵已不再流血，我决定暂时不去管它。等将来有空了，这只耳朵需要做个修复再生手术。我担心的是我的双手。我把手按进热水里，疼得我大叫了一声，转而又在空气中晾干，只觉得一阵阵刺痛。我不知道该怎么包扎自己手上的伤口。算了，反正我还需要用手做事情。
最后，我把一盎司左右胶状疗伤药倒进一双塑料手套，然后戴到手上。这种药里含有麻醉剂，可以帮我勉强挺过去。接着，我走到立体声电话前，接通村里的医师。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以及我的处理过程。请他马上来一趟。
“在深夜吗？”他说，“你一定是开玩笑。”
我保证我绝对没开玩笑。
他的答复是：“不要要求不可能的事情，老兄。你这件事是本县的第四次警报，但没人在夜里出门。今晚所有能做的你都尽力做了，明天一早，我一定去你家看望你的妻子。”
我叮嘱他早上务必先来我家，这才挂断电话。
午夜过一点，皮拉塔死了。我立即把它埋了，免得玛丽看见伤心。挖土时手疼得厉害，不过幸好不必挖太大的坑。和小猫道完别，我回到房间里。玛丽正安静地躺着，我拉了把椅子坐到床前照看她。很可能我时不时打盹儿，我也不太肯定。
黎明时分，玛丽开始呻吟着挣扎。我走到床边把手放在她身上。“好了，宝贝儿，好了，没事了，萨姆在这儿。”
她睁开了眼，目光中依然和她被附体时一样充满了恐惧，直到看到我时才放松下来。“萨姆，啊，亲爱的，我做了一个最可怕的梦。”
“没事了。”我又说了一遍。
“你为什么戴着手套？”她注意到她身上包扎着的伤口，惊慌地说，“原来不是梦！”
“不，我最亲爱的，不是梦。不过没事了，我杀了它。”
“你杀了它？你确定它死了吗？”
“当然确定。”房间里仍充满了鼻涕虫死尸的恶臭。
“啊，过来，萨姆。抱紧我。”
“会碰着你肩膀上的伤口。”
抱抱我！”我只好从命。她根本不管伤痛，但我还是尽量小心，别碰到她的伤口。半晌，她浑身的颤栗才慢了下来，最后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原谅我，亲爱的，我表现得太柔弱了，女人气十足。”
“你应该还记得我刚从鼻涕虫那里逃脱时的精神状况。”
“我当然知道。现在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知道。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你想把我推到火炉边。”
“你瞧，玛丽，我别无选择，我不得不这样，否则没法把它赶下来！”
她握着我的肩头，现在轮到她来安慰我了。“我明白，亲爱的，我明白。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我从心底里感激你，再次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俩抱头痛哭，过了一会儿，我擤了擤鼻子，又说道：“起初我喊你，你没有作声，所以我就进了起居室，看见你在那儿。”
“我记得——啊，亲爱的，我挣扎过，拼命挣扎过！”
我注视着她。“我知道你尽力了——尽力挣脱。可你怎么还能挣扎？一旦鼻涕虫附体，就完了。不可能和它斗。”
“嗯，我输了，但我的确尽力挣扎过。”这是一个难解之谜。不知怎么回事，玛丽竟然能用她的意志抵抗鼻涕虫。我知道，这几乎是做不到的。的确，她最后还是输了，但我明白我娶了一个比我更坚强的女人，尽管她有着优美的曲线和完美的女性娇柔。
我有一个直觉，要不是玛丽一定程度上顶了鼻涕虫一阵子，不论时间多么短暂，程度有多么低微，我自己是顶不住它的，肯定会输掉这场斗争。
“当时我应该开灯，萨姆，”她接着说，“但我在这儿从来没害怕过。”我点头同意，这地方很安全，感觉就像上床睡觉或是投入庇护的臂膀一样踏实，“皮拉塔立刻向我跑来，直到我弯下腰碰到它时，才看到鼻涕虫，可已经太晚了。”她坐起来，用一只胳膊撑着身体，“它在哪儿，萨姆？它好吗？把它抱进来。”
于是我不得不把皮拉塔的遭遇告诉她。她面无表情地听完，点了点头，再也没提它。我忙换了个话题，“既然你醒着，我给你弄点早饭去。”
“别走！”我停下脚步，“别让我看不到你，”她又说，“什么理由也不许你离开。我一会儿起床给你做饭。”
“才不会让你去呢！你就待在床上，乖乖地。”
“过来，摘下手套，让我看看你的手。”我没摘，手上的伤不堪想起，因为此时麻醉剂已经失去了效用。她点了点头，生气地说，“不出我所料，你手上的烧伤比我更厉害。”
于是由她来做饭，她居然还吃得下，而我只想喝壶咖啡。我坚持让她也多喝点，大面积烧伤可不是闹着玩的。她把盘子推到一边，看着我说道：“亲爱的，出了这种事，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现在，我明白了你当时的感受，我们都受过这种罪了。”我点点头。我懂她的意思，现在，我们不仅共享了甜蜜，也经历了同一种痛苦。她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得走了。”
“对，”我表示同意，“一定得走。我想尽快给你找个医生。”
“我不是说这个。”
“我知道。”眼下已经没必要再讨论下去了，我俩都明白：音乐已经停止，我们该同去投入工作了。来时租的汽车仍停在我的降落平台，租金在不断累积。洗碗碟，关掉除永久电路之外的所有线路，作好出发准备——这一切只花了三分钟。临走时我却找不到鞋子了，幸好玛丽还记得我把它脱在哪儿了。
我的手有伤，所以玛丽开车。升到空中，她转向我说：“我们直接去总部办公室吧，在那儿可以边治伤边查清事情的原委。你的手疼得厉害吗？”
“还行。”我同意。手很疼，但一小时还是坚持得下去的，我也想尽快了解情况，重新开始工作。我让玛丽打开通话屏，我渴望收到新闻广播，正如以前渴望避开新闻一样。可车上的通信设备和其他设备一样蹩脚，我们连声音都收不到。幸亏遥控线路还能用，否则玛丽还得手动操作费劲地开车。
有个念头困扰了我好一阵，我把它讲给玛丽听：“鼻涕虫是不会光为了取乐才骑到猫身上的，对吗？”
“我想不会。”
“可它为什么这么干？道理上讲不通呀。但这其中必有原因，泰坦星人做什么都有原因，至少从它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我知道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它们不是抓住我了吗？”
“对，我知道。可它们是怎样策划的？泰坦星人数量不够，不可能一只猫上放一个。通过猫确实可以抓住人，但可能性很小。以它们的数量是浪费不起的。或许，它们的数量已经多到那个地步了？”我想起了鼻涕虫在猴背上裂殖成两只的速度，想起被渗透到饱和程度的堪萨斯城，我打了个哆嗦。
“为什么问我，亲爱的？我可没有分析型的大脑。”从某种意义上，她说的是事实。倒不是说玛丽的大脑有什么差错，但她考虑问题不是凭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直觉，直接解决问题。而我则必须靠逻辑分析，绞尽脑汁才行。
“别来小姑娘那套假谦虚的把戏，好好琢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鼻涕虫是从哪儿来的？它不会走路，只能从另一个寄主身上转到皮拉塔身上。什么样的寄主呢？要我说是老约翰——牧羊人约翰。我不信皮拉塔会让其他任何人接近它。”
“老约翰？”玛丽闭上眼睛，又睁开，“我一点感觉也找不到，我从来没接近过他。”
“没关系，通过排除法，我看一定是这样。人人都在遵守‘裸背命令’，而老约翰却穿着衣服……他之所以未受惩处是因为他老躲着不见人。妈的，他肯定在‘裸背方案’之前早已被鼻涕虫附身了。但让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鼻涕虫要挑他这么一个深山里的隐士作为袭击目标呢？”
“为的是捉住你。”
“我？”
“对，为了再次抓到你。”
这话有一定道理。或许对它们而言，任何一个逃脱的寄主都是注意的对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救回来的十几个国会议员以及其他任何人，包括玛丽在内，就格外危险了。我得把这个情况记下来，上报，分析。不，玛丽不会有事……因为惟一知道她曾被附体的鼻涕虫已经死了。
另外，它们也许尤其希望抓到我。那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是秘密特工，更重要的是，控制过我的鼻涕虫一定知道，我了解老头子，也知道我有机会接近他。这就足以说明它们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重新抓回去。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老头子一定是它们的头号敌人，鼻涕虫肯定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因为它曾经完全控制过我的意识。
那只鼻涕虫甚至见过老头子，还和他谈过话。等一下，那只鼻涕虫已经死了呀。这下我的推理又不成立了。
不过马上又重新建立起来。我问道：“玛丽，自从咱们在你的公寓吃过早饭后，你有没有用过那套住所？”
“没有，怎么了？”
“无论如何也别再回去了。我想起来了，我和它们在一起时，我曾想在那里设陷阱。”
“啊，你没这么干，对吗？你已经在那儿设下陷阱了？”
“不，我没这么做，不过从那以后，它们也许设了陷阱。这和老约翰等着你或我回到小木屋的那种守株待兔的手法如出一辙。”我向她说了麦基尔文关于鼻涕虫的“群体记忆”理论，“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瞎编，科学家一贯乐此不疲，但现在我拿不准了。他的这个假设的确可以把所有问题全部解释清楚。”
“等等，亲爱的。根据麦基尔文博士的理论，每一只鼻涕虫其实就是其他任何鼻涕虫，对吗？换句话说，昨晚抓住我的那东西和你同泰坦星人在一起时骑在你身上的那一只是一码事——呃，亲爱的，我给弄糊涂了。我是说——”
“大意是这样。分开时，它们是个体；直接会谈时，它们将记忆融合为一体，就像《镜中世界》中的两兄弟那样，德威德尔德姆变成了德威德尔迪，难以区分。那么，果真如此的话，昨晚的这只鼻涕虫就记得从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前提是此前它和骑过我的那只鼻涕虫或与之接触过的其他鼻涕虫有过直接会谈。你可以打赌，它肯定和别的鼻涕虫有过交流，从我对它们习性的了解就能知道。它也许该——我指的是第一只……等等，越说越复杂了。比如说有三只鼻涕虫：乔，莫，嗯，还有赫伯特。赫伯特是昨晚的那只，莫是——”
“如果它们不是个体，为什么要起名字？”玛丽想问个究竟。
“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区分它们，没别的原因。姑且认为麦基尔文是对的，那么，认得出你我的鼻涕虫就有成百上千只，也许数以百万。它们还知道你我各自的公寓、我的小木屋。也就是说，它们盯上我俩了。”
“可是——”她眉头紧锁，“这种想法太可怕了，萨姆。它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在小木屋找到我们？你没跟任何人说你要去哪里，就连我也不知道。它们会一直监视小屋等我们去吗？对，我想它们会这么干。”
“它们一定是这么干的。我们不知道等待对鼻涕虫算不算什么大事，对它们来说，时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就像金星人一样。”她联想着。我点头同意，一个金星人很有可能和他自己的曾曾孙女结婚，他甚至有可能比自己的子孙后代更年轻些，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怎样夏眠。
“不管怎样，”我接着说，“我必须将这一情况连同我们对此事的种种推理一起上报，让分析小组的家伙们摆弄去吧。”
我想说，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对的，老头子一定得格外小心，因为泰坦星人追逐的目标不是我和玛丽，而是老头子本人。但没等我开口，电话响了起来，这是自从我开始休假以来的第一次。接通后，老头子道：“亲自前来向我报到。”
我回应道：“我们正在路上，约三十分钟后到。”
“再快一点。你使用K5线路进来，告诉玛丽走L1，行动吧！”我还没来得及问他怎么会知道玛丽和我在一起，他就挂断了。
“你都听到了？”我问玛丽。
“听到了，我也在线上。”
“听起来好像好戏就要开演了。”
降落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形势变化得多么剧烈。我们还在遵守裸背计划，从未听说什么“日光浴方案”。下车时两名警察拦住我俩。“站在原地别动！”其中一人命令说，“不要做任何突然的动作。”
要不是凭他们的举止和拔出的枪，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警察。他们只挎着枪，穿着鞋子和用料极少的游泳裤。看第二眼才注意到别在腰带上的警徽。还是刚才那个警察说道：“听着，老兄，脱下裤子。”
我的动作慢了点，没达到他的要求。他厉声说：“快点！今天已经放了两枪了，你也许是第三个。”
“快脱，萨姆。”玛丽平静地说。我照办了。我的短裤和内裤是连体装；脱掉之后，我像个傻瓜一样只穿着鞋，戴着手套站在那里。不过我还是趁脱裤子的工夫，设法把电话和枪藏了起来。
警察让我转上一圈。他的同伴说道：“他身上没有可疑物，现在检查下一个。”我开始重新穿上短裤，这时第一个警察让我停下来。
“嘿！想自找麻烦吗？别穿了。”
我同他讲道理：“你已经搜过身了，我可不想因为赤身露体被抓起来。”
他很惊奇，然后大笑着转向同伴说：“你听到了吗，斯基？他居然担心因为赤身露体给抓起来。”
第二个人耐着性子说：“听着，土老冒，合作点，明白吗？你知道规矩的。要是我说了算，你穿毛皮大衣都没关系。不过你不会因为穿得少不体面被捕，你会因为穿得太多被抓起来。告诉你，治安委员会的人开枪比我们快得多。”他转身对玛丽说，“现在，请这位女士接受检查。”
玛丽未做争辩，开始脱短裤。第二个警察和善地说：“不必脱了，女士，只需要慢慢转上一周。”
“谢谢。”玛丽照做了。警察的建议太有道理了；玛丽的内裤看上去就像是喷涂在身上一样，三角背心也非常明显地紧贴在她身上。
“下面该检查绷带了，”第二个警察说道，“她的衣服里当然藏不住东西。”我心想，老兄，你错了，我打赌除了钱包里的那枝枪，她身上这会儿至少还藏着另外两枝，而且我敢肯定其中的一枝比你们的枪出手快得多！不过我嘴上却说：“她被烧成了重伤，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狐疑地着着我马马虎虎包扎的凌乱的绷带。我包扎伤口的原则是缠得越多越好，因此如果她真的有这个意思，她完全可以在受伤最严重的肩部绷带处藏一只鼻涕虫。“嗯……”他沉吟着，“要是她果真是被烧伤的话……”
“她当然是被烧伤的！”我感到自己的判断力在渐渐丧失；我是个十足的大老爷们儿丈夫，只要涉及妻子，马上就不讲道理了。我清楚这一点，也很喜欢。“该死！看看她的头发！难道就为了蒙骗你，她会烧掉自己的头发？”
第一个警察阴沉着脸说：“有人会这么干。”
比较耐心的那位警察说：“卡尔说得对。很抱歉，女士，我们一定得检查绷带。”
我激动地说：“你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正要赶去看医生。你们得——”
玛丽打断我，“帮我一下，萨姆。我自己解不开。”
我不再讲话，颤抖着双手愤怒地揭开大堆绷带的一角。那位年长和善的警察吹了声口哨，道：“我很满意，你呢，卡尔？”
“我也一样，斯基。啊呀，姑娘，这伤看上去像是有人想把你烧烤了似的。怎么回事？”
“告诉他，萨姆。”
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岁数大些的警察最后发表了意见：“我得说，你们遭的罪真不算大，请别见怪，我没有恶意，夫人。这么说现在轮到猫了，对吗？我知道狗被骑过，对，还有马。可是猫——真想不到普普通通的猫身上也会有鼻涕虫。”他的脸上阴云密布，“我家有只猫，现在得除掉它。我的孩子是不会喜欢我这么干的。”
“我很难过。”玛丽安慰道，语气真挚。
“现在人人都不好过。好吧，二位，你们可以走了。”
“等等，”第一位警察说，“斯基，要是她背上裹着绷带在街上走动，很可能有人会开枪撂倒她。”
年长的警察挠着下巴。“他说得对，”他对玛丽说，“可要是去掉绷带你会受不了的。我们得为你们找辆警车来。”
他们真办到了。有辆警车正要停车，他们招手拦住。
我支付了租来的那辆破车的租金，然后同玛丽一起乘车来到位于一家宾馆的她的专用入口处。那地方需乘私人电梯才能到达。为了避免过多解释，我同她一起进了电梯。她在比车里收到的指令低一层处出了电梯，而我则接着往上走。我很想陪着她进去，但老头子命我通过K5通道进入，而K5通道就在眼前。
我也很想重新穿上短裤。在警车里以及迅速穿过宾馆侧门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有警察护卫以防玛丽遭到射杀，我对自己穿不穿衣服也没怎么在意。不过，不穿裤子走出电梯面对世人需要很大勇气。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走过的短短一段路足以向我表明时下的流行趋势，原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已随着去年冬天严寒的消退一去不复返了。和两位警察一样，绝大多数男人都只穿着布条遮蔽下体，不过我并不是新布鲁克林惟一一个只穿着鞋子赤身裸体的人。我尤其记得，有个男人斜靠着街道柱子，目光冷峻，审视着每个路人。他只穿着拖鞋，臂上别着一枚写有“治安委员会”字样的徽章，胳膊上挎着一把欧文斯防暴枪。
我在去K5的路上看见三个如此穿着的人，我自己起码还带着短裤。
一些女人也一丝不挂，有些女人虽没完全赤裸，却也和赤裸全身差不多。她们穿着系带胸罩和半透明的塑料短裤，身上根本不可能隐藏鼻涕虫。
我觉得，绝大多数女性还是穿上衣服好看，最好是穿宽松外袍。倘若牧师多年来担心的一直是女人穿衣服过少，那么，他们以前真是把力气用错了地方，因为这并没有唤起男人身上的兽性。女人裸体给人的整体观感令人沮丧，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不过，我还没抵达目的地，这种感觉就渐渐消退了。丑陋的身体并不比丑陋的出租车显眼到哪儿去，渐渐地，目光自然而然就对此不再注意了。大家似乎早就适应了，街上的人们好像已经完全漠然，也许是光背计划使人们的心理事先有所准备。
很久以后我才想起一点：走过第一个街区以后，我对自己的赤身裸休已浑然不觉。在我之前，别人早就不注意我的光身子了。美国社会几百年来一直把衣着端庄当作必须信守的戒律，这种做法看来真是大错而特错了。
再深想一步，这种做法就像把随风摆动的窗帘当作存在鬼魂的证据一样。穿不穿衣服其实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不说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道德或是不道德。一身皮罢了，裸露着又能怎么样？
我立即获准面见老头子。他抬起眼睛，恼怒地说：“你来晚了。”
我以问代答：“玛丽呢？”
“在医务室一边接受治疗，一边作口头汇报。给我看看你的手。”
“不用了，谢谢，我会看医生的。”我答道，没有脱掉手套的打算，“发生什么事了？”
“如果你能劳神听听新闻广播，你就知道出什么事了。”他不满地发着牢骚。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看新闻，否则我们的蜜月就要泡汤了。正当我和玛丽在互诉衷肠时，这场战役几乎溃败——我不太肯定算不算“几乎”。我认为鼻涕虫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在傀儡身上的任何部位隐匿，而且仍能操纵傀儡。我的这一猜想被证明是对的——这一点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街上的经历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我和玛丽还没有进山隐居时，这一看法就已被国家动物园通过实验验证了，尽管我没见过报道。我想老头子那时就知道这一点，当然总统和其他几位高层要员也清楚。
因此，“日光浴方案”取代了光背计划，人人都脱得一丝不挂。
但事实上，这个方案执行得并不顺利。这件事当时是“最高机密”，而内阁却在讨论斯克兰顿暴动的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把它定为最高机密，封锁起来不让大家知道。政府一向习惯于随心所欲将什么事情划为机密，聪明绝顶的政治家和官僚们一副大包大揽的家长作风，认定其他人全是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因此不必知道这些事。我从书上了解到，过去，纳税人一度可以要求知道所有事实。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听上去有些乌托邦。
斯克兰顿暴动本来应该让所有人相信：尽管实行了裸背计划，但在绿区仍有鼻涕虫出没。然而，即使这一事件也未能促成“日光浴方案”的实施。我蜜月的第三天，东部沿海拉响了假空袭警报。假空袭警报之后，人们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事情明摆着，不可能有那么多防空洞同时出现意外停电。
我现在想起来仍旧不寒而栗：当所有人都蜷缩在一片漆黑中等待空袭警报解除时，令人生厌的幽灵一般的傀儡在人群中游走，啪的一声将鼻涕虫放在他们身上。在有些空袭掩体中，显然没人有机会摆脱鼻涕虫附身的命运。
第二天爆发了更多的骚乱，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恐怖时期。严格地说，治安委员会首次活动是在奥尔巴尼一个名叫莫里斯·T·考夫曼的绝望的市民从警察手中拔枪自杀后开始的，考夫曼当场死亡，几分钟后这位名叫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巡佐也随他而去：一名私刑行动分子和附在他身上的泰坦星人联手将麦克唐纳撕成了碎片。不过，直到防空人员投入行动，将临时执行警察任务的人组织起来以后，治安委员会才真正开始活动。
当鼻涕虫在掩体内突然发动袭击时，绝大部分防空人员都在地面，因此多数都幸免于难。但是他们感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并非所有的治安委员会会员都是防空人员，也不是所有的防空人员都属于治安委员会。然而，街上那些一丝不挂的持械男人谁都可能找个防空人员袖章或是治安委员会臂徽戴上。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属于这两个组织，有一点你最好相信：他会向身上穿着多余衣物的人开枪——先击毙再调查。
趁着为我治疗包扎手的工夫，我掌握了最新情况，也就是我和玛丽在山间小屋里待的两个星期里发生的事件。依照老头子的指令，医生在为我疗伤前给我注射了一针时间延长剂，延长我的时间感，我觉得自己花了三天时间，通过快速扫描仪研究立体声磁带。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听说过这种装置，是有些大学生为了应付考试，私下秘密制造的。当然，这种东西从未向公众公开过。你可以调整播放速度来和自己的主观感觉相匹配，略快一些也行，然后通过音频减速器听带子上所讲的话。虽对眼睛是很大的折磨，通常还会引撕裂般的头痛，但这玩意儿对我的工作大有裨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就拿狗来说吧，即便它身上没有鼻涕虫，治安委员会会员也是见狗就杀。因为用不了多久，它几乎肯定会被泰坦星人骑上，在它的驱使下攻击人，通常是夜里，泰坦星人会在天亮之前更换傀儡，从狗转移到人身上。
这个世界简直糟透了！连狗都不能相信了！
猫很少被当作傀儡，因为它们体形太小。可怜的老皮拉塔是个不幸的例外。
现在在绿区白天几乎见不到狗，夜晚它们从红区渗入，在黑暗中游走，而白天则躲起来。它们频繁露面，令人想起传说中的狼人。我在心中默默向那位乡村医生道歉，那晚他拒绝前来给玛丽看病，我当时真想痛揍他一顿。
我快速扫过监听红区广播得来的几十盘磁带。它们分为三个时间段：一是伪装时期，这期间鼻涕虫继续进行“正常”的广播；二是短暂的反宣传时期，鼻涕虫试图让绿区的公民相信政府已经发疯了。这一招没有奏效。因为正像它们当初不转播总统的公告一样，我们也没有转播它们的广播；最后是目前阶段，这时它们放弃伪装，全然撕下了面具。
按照麦基尔文博士的观点来看，泰坦星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文化，它们在文化方面也有寄生性，只会让它们所发现的文化适应自身的需要。也许他的观点有些偏颇，不过在红区，泰坦星人的确采用了这种做法。如果寄主饿肚子的话，鼻涕虫自己也会挨饿，所以，它们必须维持受害一方的基本经济运作模式。当然，在继续维持这种经济模式时会有所变通，采取一些我们绝不会用的办法。比方说，它们会把受伤的或是多余的人加工成促进植物生成的肥料。不过，一般说来，农民还是农民，机械师仍当机械师，银行家继续作银行家。最后这种做法似乎有些迂腐，可专家认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只要有“分工”，就离不开会计和“金融”系统。
我心里明白，它们能从其他国家的鼻涕虫那里得到资金，因而博士也许是对的。但蚂蚁或白蚁中间存在“银行家”或是“金融界人士”吗？我从没听说过。不管怎样，也许还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事情。
让人更加费解的是，泰坦星人为什么会继续保留人类的消遣方式。这是宇宙生命的普遍需求吗，还是它们跟我们人类学的？“专家们”都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们从人类那里学会了取乐，还加以“改进”。不过，话说回来，它们的一些“改进”或许很有道理——比如它们在墨西哥所玩的斗牛把戏，它们让牛和人一样，享有均等的机会。
然而绝大多数变通做法令人作呕，我就不再详述了。除了黄区拒不合作的几个鲁莽家伙外，我是为数不多的看过有关此类做法的录音文本的人。我是从职业角度分析这些文件。政府监听到所有红区的广播，可是录行文本却因为有违老康斯托克的“有伤风化”法受到查禁——又一例典型的“妈妈最清楚”的家长式作风。不过单以这件事而论，也许的确是妈妈最清楚。我希望玛丽在接受情况通报时不必看这类事情，不过即使她看到了也不会告诉我。
话又说回来，也许“妈妈”说到底也并不是“最清楚”。如果还有什么事能促使尚且自由的人下定决心摧毁这令人作呕的邪恶勾当的话，那就数红区播放的“娱乐”节目了。我记得在沃斯堡威尔·罗杰斯纪念堂进行的一场拳击赛广播，或许也可以称作摔跤赛。不管叫什么，总之赛场上有一名裁判和两位相互打斗的选手。比赛规定：只要伤及对方的主人就算犯规。
别的任何举动都不算犯规——做什么动作都可以！这场比赛是一对男女拳手，两人都体格高大健硕。女选手第一次用臂钳住对方就把他的一只眼睛挖了出来，不过双方势均力敌，因为她的左腕被打断了，这让比赛又能继续进行一阵子。直到其中一人因失血过于虚弱，连傀儡的主人都无法让奴隶动一动了，比赛才会终止。结果女拳手输了。我肯定她死了，因为她的左胸几乎被挖去，流了大量的血。除非立刻进行手术，大剂量的输血才能救得了她，但她并没有得到救助。两只鼻涕虫都移到了新的寄主身上，软瘫在地一动不动的拳手则被拖了出去。
比赛一旦完结，全场进入“观众参与表演”状态，场面之下流，巫婆的夜半集会相比之下只能算妇女慈善缝纫会。
啊，鼻涕虫竟然会判断性别了！
我在这盘磁带和别的带子上还看到一件事情，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我甚全不愿意提起，但我感到有必要讲出来——在一群群男女奴隶之间，还有人（如果还能称得上人的话）在四下游走。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身上没有鼻涕虫，他们是鼻涕虫可信赖的人……叛徒。
我憎恨鼻涕虫，可在算涕虫和叛徒之间我更想消灭后者。我们的祖先认为有些人会心甘情愿地和魔鬼签订契约。先辈的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一旦条件允许，有人会这么干的。
有些人根本不信人类会向泰坦星人变节叛变，这些人没有看过遭到查禁的录音文本。证据确凿，就在我们眼前。众所周知，鼻涕虫觉得自己不再需要伪装之后，红区也脱下了衣服，甚至比执行“日光浴方案”的绿区脱得还要彻底。这一情况大家有目共睹。我刚才含糊其辞描述的沃斯堡惨剧中的那位裁判就是个叛徒。他的上镜率很高，因此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不愿提他的名字，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这个败类后来是我亲手杀死的。
我们并非阵地全失，在他们给我治完伤之前我就了解到了这一情况。我们目前只能阻击敌人，阻止敌人势力的蔓延。即使这方面都做得不够彻底。一旦和他们正面交锋，我们就可能伤及自己人，炸掉自己的城市，对于消灭圆肩膀的敌人却毫无把握。我们需要一种具有选择性的武器，这种武器能除掉鼻涕虫却不会伤及人类，或者它能使人失去知觉却能保全性命，这样就让我们有机会营救同胞。上至麦基尔文与瓦尔加斯的喜剧组合，下至最底层的洗涮试管的大学生，所有搞科学的人都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这种武器仍然没能研制出来。要是能有一种“催眠”气体就好了。不过，在泰坦星人入浸之前没有这东西，这倒也好。否则的话，鼻涕虫就会利用它来对付我们了。这玩意儿是一柄双刃剑。有一点必须记住，对于美国的军事力量，鼻涕虫拥有的支配权和自由人一样多，甚至更多。
陷入佩局，时间对敌人有利。有些人竟然愚蠢到想用氢弹夷平密西西比河谷沿岸的城市，这无异于砍掉脑袋医治唇癌。还有人同他们笨得不相上下，这些人没见过鼻涕虫，不相信有鼻涕虫的存在，认为整个事件侵犯了各州的权利，“日光浴方案”是暴政的华盛顿当局策划的阴谋。第二种傻瓜如今已经不多见了，倒不是因为他们改主意了，而是治安委员会分子非常急切地要消灭这种人。
还有就是头脑灵活的中间派。这种“通情达理”的人怎么都改不了他们喜爱谈判的癖好，总认为我们可以同泰坦星人“做交易”。有这样一伙人还真的尝试了这种谈判，这个代表团是由国会反对党的核心成员组成的。他们绕过国务院，通过安插在黄区的一个中介和密苏里州的州长取得联系，获得了泰坦星人的“保证”。在确保安全通行权和外交豁免权的前提下，这些人去了圣路易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只是不断向我们发来激动人心的信息。我见过其中的一则，总体意思是：“快来吧，这里很棒！”
菜牛能和肉类加工商签订协议吗？
北美仍旧是惟一一个已知的鼻涕虫蔓延中心。联合国除了将太空站交给我们管理外，惟一的举动就是暂时撤到日内瓦。他们认为此事丝毫没有涉及到国家间的侵略，甚至还争辩说：即使鼻涕虫真的存在，从技术上讲也只能算流行病，而非什么潜在的战争根源，因此不应当引起安理会的关注。经过投票，有二十三个国家弃权，此事被定为“国家内部事件”，安理会敦促各成员国做出决定，向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的合法政府提供援助。
既然各国都“认定”这是流行病，我们不知道该请求什么援助。
这是一场日益严重的无声的战争。我们还来不及弄清敌人是否已经参战，一场场战役便告失利。在“反冲击方案”溃败以后，除了在黄区的警察行动以外，我们几乎不再使用常规武器。黄区目前是位于红区两边的广阔无人区，从加拿大无路可走的密林到墨西哥沙漠。
白天，除了我们自己的巡逻队外，这里人迹罕至，见不到比鸟和老鼠更大的动物。夜晚，我们的侦察部队撤退后，狗或其他东西则出没于此。
我和玛丽回来时，发射了整场战争中惟一一枚原子弹，用来阻击一艘降落在伯灵格姆以南旧金山附近的飞碟。飞碟的摧毁是遵照上级的指令，但这一指令遭到了质疑。有人争辩说，如果想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应该捕获飞碟进行研究。我觉得我同情的是那些想先射杀再作研究的人。
当时间延长剂的药效渐渐退去时，我已经掌握了美国当前的形势。局势的发展甚至超出了我在遭到渗透的堪萨斯城时的想像：国家正在经历恐怖时代，朋友杀死朋友，妻子告发丈夫。任何有关泰坦星人的谣传都会激起街上的民众开着货车高喊着要求私刑。夜晚敲门不会有人客气地开门，只会招来门内的一阵痛骂。老实人都待在家里。夜里只有狗和鼻涕虫在外面游荡。
许多发现鼻涕虫的谣传都是空穴来风，但这些谣言所造成的事实使谣言更加危险。“日光浴方案”允许人们穿少量的紧身衣，然而大家更喜欢彻底裸体，这并不是想出风头，即使是穿最少的衣服也会招来怀疑的目光，人们马上怀疑这其中是否有鬼。现在没人再穿头脊防护甲，鼻涕虫已经会伪造这种护甲了，而且马上便投入了使用，在西雅图有这样一个女孩，她只穿了一双凉鞋，挎着一个大钱包，而治安委员会的人却似乎嗅出了敌人，警惕地尾随着她。他们注意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换零钱的时候，她都不会松开右手的钱包。
她没有丧命，因为治安委员会的人把她的胳膊从腕部打落，我想她会再移植一个新的手臂，这类部件多得不得了。治安委员会成员打开钱包时，发现鼻涕虫还活着，当然它并没活多久。
在简报中看到这件事时，我不寒而栗地想起自己拿着短裤招摇过市的举动。这种举动非常不安全，携带任何和鼻涕虫大小相当的物品都容易招致猜疑。
我看完这一事件时，药效已经消退，我重新接触到周围的环境。我向护士提起此事，她安慰我说：“不必担心，操心太多对你没好处。现在请弯曲右手的手指。”
我弯了弯手指，她则协助医生先往代用皮肤上喷药。我注意到她也没有例外，连胸罩都没穿，她所谓的短裤其实不过是块遮羞布。穿得一样少的医生告诫我说：“干重活时必须戴上手套，下周来复查。”
我谢过他们，来到总部办公室，先去找玛丽，发现她正在整形科忙着治疗。“手好些了吗？”我获准进去时老头子问我。
“会好起来的。这周暂时植上人造皮肤，他们明天给我移植耳朵。”
他看上去有些恼火。“我忘了你的耳朵，来不及移植治疗了，化装部会给你仿制一个。”
我告诉他：“耳朵不要紧，可为什么要费事仿造一个？要我假扮什么人物执行任务吗？”
“不完全对，简报你已经看过了，对局势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回答。“不容乐观，”我不情愿地承认，“人人都在防备别人，就像处在高压暴政统治下。”我对自己的观点越来越热衷了，“这儿的情形更糟糕。就算是高压暴政之下，你还可以用点小手段，比如贿赂、收买什么的。但现在面对的是鼻涕虫，你能向它行什么贿？”
“嗯——”他沉吟着，然后评价道，“这主意挺有意思。有什么东西能对泰坦星人构成吸引力？”
“呃，我刚才说的，其实是个反问句，修辞手法。我——”
“我重复了你的意思，但我不是反问。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分配出去，做理论研究。”
“到现在，有什么救命稻草都得抓住，是吗？”
“太对了。现在说另一个问题。在你看来，进入别国或是红区进行监视，哪种更容易办到？你愿意选择哪一种？”
我怀疑地看着他，“这里面有圈套，你是不会让人挑任务的。”
“我只是问问你的专业看法。”
“哦……我没有足够的信息。告诉我，除美洲以外，其他国家有鼻涕虫吗？”
“这个，”他回答说，“正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
我突然意识到，玛丽的话是对的。特工不应该结婚。倘若这项任务结束的话，我真想受雇为患有失眠症的富翁数羊，或者干点类似的温和工作。我说道：“这次想让我去哪个国家？”
“你怎么会认为我想让你去别的国家？”他问，“也许我们在红区能更快、更轻易地探明我们想知道的情况。”
“哦，是吗？”
“当然。如果除了美洲大陆以外的任何地方蔓延着鼻涕虫，那么红区的泰坦星人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绕到地球的另一端去调查呢？”
我只好将我打算扮成印度商人携妻旅行的计划抛在一边，考虑他这番话。有这种可能……有可能。“那么，眼下究竟怎样进入红区？”我问，“难道让我在肩膀上戴着一个塑料仿制的鼻涕虫？只要它们要求跟我直接会行谈，我马上就会露馅。说不定比那个更早。”
“不要当失败主义者嘛。已经有四名特工去了那里。”
“回来了吗？”
“呃，没有，不清楚。难就难在这儿。”
“你想让我成为第五个？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在职员名单上早就是个多余的人？”
“我认为其他人运用了错误的战术——”
“明摆着！”
“关键是要让它们相信你是个叛徒，明白吗？”
这主意太令人震憾了，我一时无从应答。最后我脱口而出：“为什么不让我先从轻松的做起？比如假扮一阵子巴拿马男妓，或是尝试做一名拿斧头砍人的谋杀犯？我得先进入角色。”
“这很容易，”他说，“也许不太现实的是——”
“哼！”
“不过兴许你能办得到。在我手头的所有特工里面，你对付鼻涕虫最有一套。除了把手上的轻微烧伤治好以外，你必须得到充分的休息。或者也许我们应该把你空投到莫斯科附近，让你直接考察一番。好好考虑一下，尽快想清楚。”
“谢谢，万分感谢。”我赶紧换了个话题，“你安排玛丽做什么工作？”
“你怎么不管好自己的事？”
“我和她结婚了呀。”
“对。”
“天啊，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说的就这一个‘对’字？连句祝福的话都没有？”
“在我看来，”他慢吞吞地说，“一个人想要的所有福气你都有了。但我还是祝福你。”
“呃，好吧，谢谢。”我在某些方面有些迟钝，但我总以自己脑子里要考虑的事情多来作为借口，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也许是老头子直接过问才让我和玛丽如此顺利地同时休假。我说：“哎，爸爸——”
“啊？”这是我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这么喊他，这么一喊，他好像转攻为守了。
“你一直都有意促成我和玛丽结婚，是你撮合的。”
“哦？别犯傻了，孩子。我相信自由恋爱——自主选择。”
“条件是这种选择对你的胃口。”
“你看，我们以前谈过这个话题——”
“我知道，不要紧，我不可能因为这件事生气。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一匹获奖种马，被人牵进了马厩。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不是那类‘年轻人就应该恋来爱去’的好心家长，我了解你。”
“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至于同意休假嘛——是这样的，他们跟我说人类这个种族必须繁衍。不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包括这场战争。”
“是这样吗，嗯？你会在战斗正酣时派两名特工去休假？是为了让自己早点抱孙子吧。”我飞快地做出总结，又加了一句，“我敢说你用过计算尺。”
他脸色一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俩都获准休假，其余的事纯属意外。”
“嗯！意外是不会落在你身上的。没关系，我愿意成为牺牲品。现在谈工作吧，如果你真的想让我自己选择工作方法，那就多给我一点时间，研究事情的可行性。这期间，我还能去整形科造一只橡胶耳朵。”
当时我没有去管耳朵的事，因为在去整形科的路上，我碰见玛丽刚好出来。我并不是有意要在部门办公室周围表现出惊喜与爱慕，只是太意外了。“亲爱的！他们把你治好了！”
她慢慢转了一圈让我看。“干得漂亮，对吗？”
的确漂亮。我根本看不出她的头发被烧过。此外，他们还在她肩部的临时皮肤上做了些修补，简直可以乱真，不过这种治疗方法我知道。真正让我吃惊的还是她的头发。我轻轻抚弄着，仔细审视左侧的发丝。“他们一定把头发全部剪掉，然后重新再造。”
“没有，只是修补了一下。”
“现在你又有了喜欢藏枪的地方。”
“像这样？”她妩媚地笑着，一边用左手整了整鬈发，突然，只见两手各握一把枪。这回我还是不清楚另一枝枪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真是我的宝贝！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在夜总会表演魔术谋生了。不过说正经的——耍这一手的时候可别让治安委员会的人撞见你，那种人神经质得很。”
“不会的。”她一本正经地安慰我。我们来到职员休息厅，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说话。没有要饮料，好像也不需要。我俩简要交换了一下对局势的看法。我没告诉她即将执行的任务，换了是她也不会向我提起。身在总部，根深蒂固的保密习惯很难打破。
“玛丽，”我突然问道，“你怀孕了吗？”
“现在断定还为时尚早，亲爱的。”她答道，捕捉我的眼神，“你希望我怀孕吗？”
“希望。”
“那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我们最后决定尝试进入俄国，而不是红区。评估团的意见是：没有机会扮成叛徒。他们的建议不可能左右老头子，但他和我也都是这个看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怎样才能变成叛徒？为什么泰坦星人会相信他？”
答案不言自明，鼻涕虫清楚寄主的心理活动。语言上的保证对于泰坦星人来说毫无意义，只有当泰坦星人通过对人心灵的解读知道此人是不掺假的叛徒，那么才有可能满足他的心愿，让他成为叛徒而不是寄主。不过鼻涕虫必须先感受到此人内心的邪恶，才能确信他是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们的这一判断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出于逻辑必然性的推定。这是人类的逻辑，同时也肯定是鼻涕虫的逻辑，因为这和鼻涕虫的能力相符。至于我，即使在催眠状态的指令下，也不可能通过鼻涕虫的测试，让它认为我具备叛徒的素质。我要对心理分析伙计们的这个决定高呼“谢天谢地”。省得告诉老头子我不想自告奋勇地被鼻涕虫捉住，同时免除了他大费周章编出什么该死的逻辑、必需，迫使我成为“志愿者”。
泰坦星人知道寄主是被它们完全控制的奴隶，却偏偏要赋予他“自由”，这似乎不符合逻辑。但细想一下就会知道这些叛徒给它们带来的好处：可以从中培养出一批“值得信赖”的间谍。“值得信赖”一词并不确切，可英语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来形容这种形式的卑鄙行径。绿区已经被叛徒渗透了，这一点确凿无疑。麻烦在于，很难把糊涂蛋和间谍区分开来。可恶的蠢人比率高于恶棍。
于是我准备出发。在轻度催眠的状态下，我复习了需要使用的语言，重点记住新出现的流行词汇和用法。我获得一个身份，并接受指导学会了一种有利于我四处游荡的职业，修理灌溉泵。另外再加上一大笔钱。
我会被空降到俄国，不用费劲地悄悄潜入。一旦我未能向国内报告情况，其他特工会接替我继续潜入。那儿说不定已经有别的特工了。这些情况没人告诉我：即使在药物作用下，特工也不可能泄露自己不了解的秘密。
发报装置既新颖又可人。超微波材料制成的定向式空腔振荡器体积不过茶杯大小。其他电源组之类的设备一共也就和面包差不多大。整个装置屏蔽性相当优良，就连放射性粒子计量器也觉察不到。只要用它对准位于地平线外的任何空间站，都能有效地接收信号。瞄准必须精确，这就要求我牢记所有三个太空站的轨道面以及我即将执行任务地区的航空坐标。这一装置的缺点其实也是它的最大优点，即发报器的高度定向性。这意味着只有在非同寻常的偶然情况下才能探测到它。
我降落时不得不经过他们的雷达监视网，不过会伴随着密集的反雷达措施，准会让那帮监控员大为光火。他们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降落，然而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以及降落的时间地点，因为我们会采取迷惑战术：其他地点、其他时间也会采取同样的反雷达措施。
一旦确认当地是否有鼻涕虫大举侵入，我就会向任何一个在我视线以内的空间站发送报告。我没有凭肉眼分辨出太空站的本事，也不大相信那些自称能做到的人。报告完毕，我就可以打道回府了。走回去、坐车同去、爬回去还是买通官员溜出去，随我的便。
惟一的麻烦是我没有机会实现我的种种设想，因为“帕斯·克里斯琴号”飞碟着陆了。
“帕斯·克里斯琴号”是第三艘着陆后被发现的飞碟。前两艘中的“格林内尔号”被鼻涕虫藏了起来，也许已经再次起飞，而“伯林格姆号”飞碟只相当于一种放射性存储器。不过“帕斯·克里斯琴号”的运行轨道已经被追踪到，因而一着陆就立刻被发现了。
这艘飞碟是阿尔法空间站追踪到的。根据记录，它把飞碟当成了一颗特别大的陨石，认为它已在墨西哥湾一带着陆。这一情况直到后来才和“帕斯·克里斯琴号”飞碟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以后，它的记录使我们明白了雷达屏幕未能监测到其他飞碟的原因……飞碟来得太快了。
雷达是有可能“看见”飞碟的——六十多年前，最原始的雷达便已多次发现过它们，特别是在以大气环流速度航行侦察地球的情况下。然而，如今的现代雷达已经被“改良”到发现不了飞碟的地步。我们的设备太过专业化了。电子设备的选择性以有机体生长的速度一步步提高，并按这一趋势持续发展。所有雷达都带有鉴频电路以及类似设备，确保各种型号的雷达都能“看见”应探测的物体，而管辖范围以外的则不必费神。交通调度管制只观测来往于大气的车辆；防御网和火控雷达只负责份内的观测对象，精度高的监控网可以监视运行速度极其不同的许多物体：从大气环流速度一直到每秒五英里的弹道导弹运行速度；精度低的监控网和高精度监控网的观测范围有所重合，可监视范围从最低速的无翼导弹一直到最快的太空飞船，连速度高达每秒十英里的物体都观测得到。
还有其他类型的专业雷达——气象雷达、港口雷达等等。问题在于，没有一种雷达能观测到每秒超过十英里速度的飞行物……惟一例外的是一种空间站的陨星探测雷达，但它并非军用设备，而是只有在联合国授予的情况下才能用于尖端科学研究的特许设备。
因此，记录在案的只有“特别大的陨石”，直到后来才和飞碟联系起来。
但“帕斯·克里斯琴号”飞碟降落时，的确有人看到了。当时美国海军水下巡洋舰“罗伯特·福尔敦号”正在红区例行巡逻，在莫比尔以外、即离格尔夫波特十英里远的地方，它的感应器记录下了飞碟减速并且降落的时间。当飞船的速度从太空速度（据太空站记载每秒约五十三英里）降到水下巡洋舰雷达能够探测到的速度时，它突然出现在巡洋舰的屏幕上。
它无端地冒了出来，慢慢停下，然后便从屏幕中消失了。不过观测员记下了雷达显示的目标出现的最后方位，在距密西西比州海岸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舰长大惑不解。雷达追踪到的当然不可能是飞船，因为飞船不可能以五十个重力加速度减速飞行。可他没有想到重力也许对鼻涕虫不起什么作用。他掉转航向，准备过去仔细察看一番。
他发出的第一封电文这样写着：飞船在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克里斯琴西海岸降落。第二封电文如下：派出登陆部队，拟俘获敌人。
要不是这次我在总部办公室．我想我会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当时我的电话铃声大作，惊得我的头撞到我正在使用的研究仪器上。我破口大骂起来。老头子在电话里说：“快来，立刻行动！”
我和老头子、玛丽这个小团队有多久没有共同行动了？好多周以前，还是多年以前？我们在空中正以紧急情况下才用的最快速度向南行进，丝毫不理会调度管制和异频雷达收发器发出的警告，只顾全神贯注地倾听老头子的话。
当他讲完事情的原由，我说：“何必一家人全体出动呢？你需要一支建制完整的空军特遣队。”
“我会派的，”他冷冷地答道，继而又满足地咧嘴一笑。这种狡猾而又不怀好意的表情我极少能看到，加上这一次只有两回，“你担什么心？”他嘲讽地说，“咱们卡瓦诺一家又踏上征途了。对吧，玛丽？”
我哼了一声，“要是你还想来那种兄妹套路，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跟上一次的相似之处只有一点：好好保护她，别让狗咬她，别让陌生人骚扰她，”他严肃地回答，“我是说真的，狗以及陌生男人，非常奇怪的男人。也许这就是局势的转折点，孩子。”
我想详细问问，可他却走进操作舱，关上门忙着发报。我转向玛丽，她朝我偎过来，哼哼道：“嗨，老哥。”
我一把抓住她，说道：“别再玩‘老哥’这一套，不然有人就会挨揍喽。”
我们差点被自己人击落，于是只好带上由两架“黑天使”组成的飞行护卫队，他们飞前飞后，以使速度不至于比我们快得太多。然后将我们移交由空军上将雷克斯顿督战的指挥飞船。指挥飞船先与我们实现同步，接着用环形锚具将我们的空中轿车接入船舱。这种事我以前从没经历过，简直太令人紧张了。
雷克斯顿想将我们痛斥一顿然后把我们遣返回家，因为从技术角度讲我们属于平民百姓。然而斥责老头子可是件既困难又讨厌的苦差事。最后他们好歹将我们卸下飞船。我几乎是把空中轿车硬生生摔在格尔夫沿岸海防大堤的公路上。我还应该补充一句，我被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我们在降落途中还遭到了对空火力射击，头顶、四周，炮火不断，但在飞碟附近却出奇地平静。
前面不到五十码处，太空飞船高高矗立。衣阿华州发现的那个塑料板制成的假飞碟有多假，这个就有多真。这艘巨大的飞碟呈铁饼状，稍向我们这边倾斜，因为它着陆时一边正好压在一幢沿海修建的那种下面有高高支柱的古老大宅上。房子压塌了，飞碟的一侧由倒塌的房子以及一棵遮蔽房子、直径达六英尺粗的树干支撑着。
由于飞碟倾斜着，我们得以看到它的顶部，肯定是气密舱——一个直径约十二英尺的金属半球体，位于船的主轴部位。如果这是一个轮子，气密舱就在轮毂处。这个半球体被直接抬起，高出船体大约六到八英尺。我看不出究竟是什么把它抬高离开船身，但我觉得一定有一个中心轴或是活塞，向上凸出，犹如一个提升阀。
很容易看出飞碟的主人为什么没能再次起飞：气密舱被打坏了，张着口。这事是“泥龟”干的，这种小型水陆两栖坦克无论在港湾的海底或岸上都行动自如，它是“福尔敦号”两栖登陆部队的组成部分。
容我先记下我随后了解到的情况：坦克由诺克斯维尔的恩赛因·吉尔伯特·卡尔露恩指挥，同他一起的还有二级驾驶员弗洛伦斯·伯左瓦斯基以及一位叫布克·T·W·约翰逊的炮手。当然，我们到那儿时他们全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