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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始从主人翁在农村生活的点滴执笔，写至直步入酒绿灯红的详细经历。如何？为何？在下面的文字都会得已诠释。
希望借本文让全社会关注一下这类弱势群体！
门
我家和小倩家的门两相对望，同住在一个湾里。两家的人口也相仿，都是四个子女加上父母，唯一不同之处，我家有一对异性双胞胎，而小倩家却是大孩子比小孩子相差两岁的四姊妹。儿时的我依稀记得，大人们的关系相处甚好。谁家有大小事，必定请那一家子都过来吃喝。到那时在两家的门与门之间八个孩童欢呼雀跃，光脚跳起很高再落下，除我弟弟外，七个女孩显得格外精神。大人们常说，我家唯一的男孩比起我们姊妹三人更像女孩，文静，内向，话不多还常哭。
也许是弟弟爱哭的原因，从小我就讨厌他。炎热的夏天，我在门外打猪草，割草喂牛，被烈日晒得焦黑。而在门槛里的弟弟身上的粉白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总在夕阳西下时，拿着弹弓屋前屋后打鸟，偶打一只小鸟后，诡秘地放进我烧晚饭的锅里。随后麻利跑了。母亲必定下重手打在我的头上，边说：“生丫头有什么用，还不如生下来扔掉干净，眼不见心不烦。”到这时，我总怯怯地维护自己：“是弟弟……”.“还狡辩，看我不打死你个……”母亲狠狠地说。
每每小倩听见我的哭声，便跑过两道门来到我家里，用稚嫩的嗓子对母亲大喊：“周老师说不可以打孩子的，要是长大头脑不灵活了，婶婶你会害她一辈子的。”
屋后的蝉鸣总在这时叫的凄凉，天空的云如扯碎的棉絮，一团团由奶白渐变成墨黑一般。夕阳已去，乌云迅速飘到湾前的一棵老白果树上。雨哗啦下了，这清脆之声掩盖一切的虫鸣，似乎道场上还有一两只浑身长胞的蛤蟆固执地叫着。小倩家的煤油灯照亮不了我诚惶诚恐的心，哪怕是有星星的夜里，我依然难逃精神上的压抑。“老大就该打吗?”我天真的问着小倩。“我不知道，我不也一样常被父亲打。”小倩迷茫地说着!
村后是一座漏口的环山，口子处酷像门，我村的世代人都从这个口子里去镇上、县里的。以至于把山口处踏得寸草不生，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脚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封闭的环山，阻碍了村里多少代渴望看外头世界的父老们的心。祖祖辈辈住在土坯砖的房子里，低矮而潮湿。屋前屋后的牛羊猪屎，养肥路两边的野草，欲长出伸到路面上，又被进村出村的乡亲踏平。这种原始的现象直到九几年才颠覆过来，改革开放，沿海城市敞开双臂，接纳各行各色的人。我村也不例外，首当其冲的便是小倩的表姐表姐夫真正意义上走出大山，踏出脚下本无的路去了南方。这一去就是三年!
记得那天小倩是红着眼睛告诉我，说最疼爱她的表姐在年初八卷着铺盖南下广州了。新词‘打工’在小倩表姐表姐夫走后的半年里在村里传开的。同他们一起的还有村里八位年轻男女，而领着他们去广州的是小倩表姐夫的一位远房亲戚，并告知其父母说：“如今改革开放了，南方遍地是金，是人只要你弯个腰都能捡到票子。哪像这穷村，女孩生的多，都穷，到处还是猪牛屎，没一个值钱的。”他是位见过世面的主，闹革命时其爷爷给团长端茶倒水，长征时命大，同团的都去了，唯有他爷爷还活着，解放后就分在广州一机关当领导，后来安家在广州。改革开放的政策先在广州沿海地方实践，他爷爷便让这远房孙儿去广州讨活做，也算为老家分点忧吧。再此，大人们都持着半信半疑的心态放儿女们出去，不图钱财，实为省下家里的口粮。
日子如雨后的彩虹，转眼即逝。小倩的姨妈几次来她家串门都哭丧着脸，好一付世态炎凉的愁面孔进她家门又急匆匆出她家门。
第三年将近年关，我和小倩在竹园里挖竹根烧。眼看挖好大半篮子的干竹根。小倩最小的妹妹便拿着一根红塑料纸包的肉类，边吃边跑着叫姐姐;“表姐到我家了，还带了火腿肠，好吃着呢……”小倩便放下锄头飞快跑回家里。吃午饭时，我看到了她表姐穿紧身的裤子(后来打听是踩脚裤)，头发剪到其肩，上身的红妮子外套格外照眼。与深冬村里单调的灰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只是脸上的胭脂太厚，厚得如我家秋收后的冬瓜上的一层白灰样。我依稀记得她表姐眼睛上的睫毛很短，短到我的都可以在她前面炫耀。只是这次，睫毛却出奇的长，眨眼时几乎盖住了整个眼眶。
她是吃过饭，穿高跟鞋跟小倩一起踏入我家门的。站在屋子的中央，并不来到火笼前烤火。母亲让她坐着说话，便急忙让我去碗柜拿糖瓶子打红糖水她喝。看见我起身去拿糖瓶子的举动后，她惊讶地叫着：
“都什么年代了，还喝糖水，城里人都喝可乐了。那水是黑色带气的，可好喝了，哪像喝糖水口酸呀!”还说：
“我主要是来看看大婶、大叔你们的，几年不见，想都想死我了。这不娇儿和其他三个都长这么高了，只是手和脖子怎么都这么黑啊，怎么不用香皂洗洗呢?”
母亲一脸的茫然，不知所答，沉默良久后说：
“玲儿啊，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脸也不像原先那么黑了，看看这手也这么白。”
“大婶，我这脸擦的粉呢。夜里要是在白灯下那么一照，贵生(她丈夫)还说我跟仙女一样。只是我们住的地方一直点红灯来着，白灯很少点。有段时间忙，贵生总盼着晚上能点点白灯，可都没如了他的愿，哎，都是钱给闹的。”
“听说你们在广州，那边的钱真如他们说的那样，弯个腰都能捡吗?”母亲好奇的问，又不懂玲儿姐刚才话的意思。
“开始贵生讨不上饭吃，我也一样。后来幸好认识一个湖南的大姐介绍我们在一个外地人集聚的地方租房子讨饭吃，这不才有了现在。”玲儿姐答非所问，似乎迫切地想用她身上带有现代气息的味儿向我母亲炫耀。
“铃儿，我问你……”母亲说：“你刚才说的红灯，真跟镇上的电灯一样吗?可镇上的电灯是黄色的啊，根本就没见过红白之分。”
“大婶，城里不一样呢。等你娇儿长大后，在城里发展好了，也接你去城里见见世面。总之我现在一时半会跟你说不好。”边说边从口袋掏出纸包的小糖来塞给我跟弟弟妹妹。
母亲目光散漫，又似乎若有所思，想了一会说：
“铃儿，这几年赚到了很多钱吧?等我家的娇儿哪天不想上学也让她随你去，到时帮忙啊!”
“好啊!大婶。”
“晚上莫走了，刚杀的猪，在这吃肉。”
“不了，大婶，贵生还等着我呢，要回去的，正月里再吃吧!”
“明年还出去吗?”母亲问。
“出去的，婶，我和贵生商量好了，要赚钱把屋盖个楼”
……
第二年正月初八她表姐一左一右拉着我跟小倩的手，一起走到村头出村的口子处。玲姐的高跟鞋在不平的泥石路上一高一低地艰难走着，我跟小倩的黑带裂口的小手跟玲姐白色细腻的大手比起来，天壤之别!玲姐的丈夫背着家里的腊肉干菜，跟今年多了十多位的村里男女一起，在这村口跟亲人们道别。相互别舍依依，然而彼此难割舍的表情下似乎掩藏着某种期待及憧憬。铃儿姐把头上的一对发卡摘下分别送给我跟小倩，且说：“你们快些长大吧，咱不过这穷日子了，城里好看的衣服多着呢。你们再不用把课本上的红花剪下来帖衣服的补丁上，还可以天天用洗发水洗头，还可以往身上洒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