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说，她清楚地记得，1996年底她到监狱以后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
在信中她告诉父母：“对不起你们，某某（我的同伙）已于某月某日被枪毙了，我是某年某月某日下监了。”最后说：“某月某日家人可以来接见我。”
因为接见信，当时监狱也是要求只能写一页纸，所以信的内容很简单。
但是她的父母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去看她。
对于一个19岁的女孩子来说，做了一件她当时并不知道后果的事，闯了大祸，在她受到公安部门审查的时候，她的精神应该说是无主的。那个时候，她只能想到她的父母。虽然在那之前，她曾经很不听话，很是跟父母过不去，甚至为了一些事得罪父母，长时间不回家，但是一旦她陷入困境，最先想到的只能是父母。李平说，与父母那段时间隔绝，她的痛苦到了极点。
李平在监狱第一次见到父母亲，是在1997年的4月17日。监狱把女犯分为两个区管理，一区家属接见是在月初，二区是在月中。两次接见的时间，如果李平的父母在第一次不来，管教队长就让她第二次再写信。这个月不来，下月还写，就这样往复好多次。
李平说，每次接见她都等在接见室。第一拨儿没有她的父母，她就等第二拨儿。她记不清有多少次，自己就那样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接见。那分失望，她想忘记，却忘记不了。
终于，她开始绝望了。虽然绝望，但她还是坚持每个月给家人写信。她知道父母亲收到她的信了。她知道父母恨她，所以不跟她联系。不跟她联系，不给她信息，他们在惩罚她，教训她，不会是真的就放弃她！
1997年3月17日，李平20岁生日。
那天早上，她意外的收到了她入监以后父亲的第一封来信。
父亲在信中说：“正如你在来信中所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决定下个月去看你，妈妈爸爸一块去。”
接到这封信，李平心里的高兴无法描述。她对我说，当时几乎全监狱里的人都替她高兴。因为她终于又有人关心，有人疼爱了。她又有家了！
在没有家人探视的几个月，李平在监狱里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一起服刑的罪犯送给的。因为监狱只负责基本的生存供给。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内衣内裤，毛巾香皂、洗衣粉、女用卫生用口等都需罪犯自己负担。李平不同于其他罪犯，有的罪犯入狱前已经参加工作，自己有所积蓄，没有积蓄的家人供给。李平大学没毕业就入了监狱，她还没有丝毫的能力自己养活自己。那个时候，她真的觉得自己好可怜。一个没有人疼爱的孩子，一个没有生活能力，需要别人疼爱的孩子！她的生活只能靠监狱管教和罪犯之间的一些施舍！
“那段日子对于我来说挺难熬的。”李平对我说：“有时候人非常势利眼，在监狱也一样。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罪犯，身边老有人簇拥着。像我这样连日常零用钱也没人给的，受人冷落不说，议论我的闲言碎语也很多。”
虽然那些罪犯并没有当着李平的面说什么，但是李平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看出了她们的歧视和不善。李平说，经历了那样一段时间以后，她看到了很多平时无法看到的事，感受到了一种平时所没有机会感受的东西，她体验了一种强烈的反差。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个时候，她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人，是那几个人，帮着她度过了她有生以后最为艰难的日子。
“我爸妈第一次来接见的时候，整个接见大厅都听到我妈在哭。因为我妈当时克制不住，哇哇大哭。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爸哭，我记得他只是在我爷爷去逝的时候哭过一次，可是那次接见我的时候他哭了。我却极力克制，当时眼泪没有掉下来。但心里的难过无法用语言表达。”
第一次接见，李平的爹妈埋怨她不听话。李平说，其实在狱中那几个月，她已经体验了不听父母教诲的苦头，她已经后悔得不能再后悔了。
她知道他们是因为她在哭。那一刹那，她甚至体会出了父母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9.与警察成为朋友
我从来都认为警察不会和我们成为朋友的，但是，我觉得管教队长对我们除了严厉之外，其实很有人情味。
李平说，她从来都认为警察不会和罪犯成为朋友。因为警察和罪犯是一对天生的矛盾，是天生的敌人。但是，在狱中生活了几年之后，她觉得监狱警察，也就是管教队长对她们除了严厉之外，其实很有人情味。
有一次，她们在车间干活，那天李平的心情特别不好。
她对队长说：“我等会儿再干活行吗？”
队长问她：“你怎么啦？”
李平说：“我干活的时候总想哭。”
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李平所在的分监区5个队长轮流找她谈话。那天她没有干完活，队长就让她回去休息了。
在监狱，这样的事情，按道理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罪犯，在接受强制劳动改造，心情不好就可以不干活？当然不行。然而，李平所在的分监区管教，在那次却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人情味。
李平说，当时的情况也算是有点特殊，但她还是感觉到管教队长的人情味。她们是冒着违反规定的风险对她网开一面。而她当时之所以心情不好，只是一时的情绪变化。
与周围服刑的其他人没相比，李平的年龄算是最小的。
说实话，当初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她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倒觉得自己有点麻木了。根本没去多想自己以后的日子。
按常规，罪犯入监一年以后，如果没有严重的违反监狱规定，依照有关规定应当获得减刑。第一次至少有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那个时候李平入监还不到一年，还没有获得减刑。几名服刑人员在闲聊的时候说起自己的刑期，有人问她：“你多少年？”李平回说：“无期。”
那一刹那，她突然觉得自己活着很没有希望。
是的，李平实在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了。没有期限的刑期，她连大学都没毕业，即使减刑，20年后，等她刑满释放时也已经年过40，她有怎样的未来？她哪里有未来？
“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灰暗。”李平对我说。
管教对她的情绪变化不敢不重视，万一她想不开，寻短见什么的，在监管安全的意义上说，就会酿成重大事故。
那一阶段，正是李平的家人不来接见的一段时日。
想想李平当时的处境，管教队长语重心长，和她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其实我接到被判无期的判决书的时候真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到这儿别人一问，回说‘无期’，真觉得太长了。那天突然想起了这些事。就发生了那场风波，把我们几个队长都惊动了，搞得她们几天都提心吊胆，觉都没有睡好。”
李平说，她跟我说队长的这些事，并不是有意要恭维谁。她那么长的刑期也没有必要去恭维队长。你再恭维，队长也不能帮你减刑。她之所以对我说队长们的这些事，只是她觉得监狱里的警察跟公安局以及检察院乃至法院的都不太一样。他们对于罪犯没有形式上的敌对，这一点她的感触特别多。
在家人不接见她的那段日子，她的管教队长真是从心里替她着急。多少次，她们破例让她给父母写信，她们希望她多写几封信，把自己的过错和和悔过的心情让父母了解，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她是多么需要亲情的关怀和支持。
那一段，李平真的从心里把管教队长当成了亲人。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必须活着。
在监狱她必须好好活着，一旦出现什么差错，那么有关部门就会追究队长的责任，万一她有什么三长两短，他们会认为是管教队长没有管好她。
李平说，那个时候她真的不想活了，但是，想到这些，她不能给管教队长找麻烦。这也是她当初走过那段艰难日子的一个有力支柱。她觉得管教队长实在是对她太好了。你自己活不活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可是，每当她看到队长对她的那分不放心，那分着急，她就想，在监狱里不出来了，就跟那些队长过，也是一种人生。
在这样的心态下，李平度过了她刚到监狱最最挫折的几个月。后来，她的父母到监狱看她了，这无疑给她原本绝望的心境带来了希望。而管教队长不厌其烦的帮她与家人沟通，交流，真的让她感动。
有一次接见，负责李平的一位姓赵的队长跑过去拉住李平的父亲。
李平远远的看到父母已经要离开了，怎么又回来了？
结果，爸爸对她说：“你们管教说今天20名家属接见，有17个家里都给存了钱，让我也给你存点。”
管教生怕她的父母再有什么事不来看她。
李平说，罪犯与家人的接见每次只有半个小时。那么短的时间，她们只能把最重要事的跟亲人讲，根本没有时间表沟通感情。很大程度上，是管教帮助她们与家人联络了情感。
自从被抓，直到监狱，李平就没有享受过与亲人的肌肤之亲。虽然后来她见到了父母，但每一次都是在监狱特别设置的接见室里。接见时她在里边，亲人在外边，中间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彼此说话要通过电话听筒，绝对不能直接交流。但有一次偶然的特殊情况，她和父亲握手说话，而且直接交流没用电话，她感觉那次接见自己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那是父亲生病了，有一个月没有到监狱接见。等到第二个月来的时候，又正好赶上接见室有人参观。几十人接见，还有几十个人参观，接见室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于是，管教让她出来站在接见室的边上。第一次和父亲没有玻璃隔挡，面对面的说话，她感觉自己激动的浑身发抖。
她拉着父亲的手，那是她被抓以后第一次摸着父亲的手，感受父亲的体温。虽然当时没有坐位大家都站着说话，可是与亲人没有间隔，手拉着手说话真的比隔着玻璃，拿着电话感觉好多了。
那一刻，她重新体验了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亲人之爱。
大年初一是爷爷的忌日，又赶上是李平的接见日。
提前很长时间，李平心里就在想：“我爸爸妈妈能不能来呀？”。
于是她跟管教队长申请，想给家里的信写长一点。为了达到目的，她尽量把自己的理由说充分。但是管教队长却把她的话给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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