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她想了一下，接着说：“我到了监狱以后，一直是比较幸运的。确切说我没有太吃苦。做的一些事也都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干的相对比较少。我们有一个教研室，有一些报纸、图书，我负责一些宣传。现在我们又买了一台电脑。用一句比较俗一点的话说，我的这份活儿，在监狱里算是最好的了。在外边的时候人们都说我命好，因为那时我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总是特别容易化解，包括我做生意。别人说也没看你费多大劲，像人家那样刻意去求人去做一些事情。好多时候是很顺利的就把钱赚到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人的这一生，好运和厄运都是成比例的，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所以你不可能这一生永远都是好运。可能我的这次厄运把我后半生的厄运都化解了。我到了这里边运气也不错。”
王勉对自己的狱中生活感觉并不坏。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人都不错。但后来我发现，有些人真是太可怕了。可能我们原来生活的那个圈子与这样的人相隔太远了,道德标准相差太远了。她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都理解不了，我真的理解不了。”她开始向我讲述狱中的恶劣环境。
“我跟您说，坐牢，不跟家人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和她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本身没有那么多心计，在这里你要不停的去解释本身都说不上是事情的事情。根本连鸡毛蒜皮都说不上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对我是一种污辱。就是这种事情让我觉得在监狱中是最可怕的。”王勉的口气很重。
“包括强制劳动也好，不允许做这个或那个，这些对我来说我都能够接受。”
“我想，有些东西就是再严它也不可能把人严死，人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生存。如果你按着制度走，就不会有人来惩罚你。所以，只要他让你怎样你就怎样，你在这里能够活得挺好。”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它没有准则，你不知道她今天又会出什么花样。没有丝毫逻辑，太可怕了。”
我明白，王勉是在说那个她无法适应的环境。
那个环境我听别的女犯也说起过，但始终没有太具体。她们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那个环境，但有一点我不明白，那个环境究竟是由怎样的一些人构成的，难道她们不属于那个环境的一分子么？
“有一次我们这里的人说我，律师那张嘴是练出来的，你怎么就说不过一个农民。队长在那问话，她说十句你说不了一句。我说，我是说不出黑白颠倒的话。”王勉说着，情绪变得有点激动。
“我觉得有些文化素质特别低的人说话特别没有原则，不管是不是确有其事，随口就说。胡说八道，把这里闹得乱七八糟，连管教队长都没法判断真假。所以，我只能少说话。不参与任何事。我不愿意跟她们相处，尽量少打交道。”
我想，像监狱里的不少罪犯一样，王勉做过坏事。但是她正常状态下的为人并不一定很坏。
她对我说，在外边的时候，她朋友非常少，李晶晶是她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把她送进了监狱，这使得她对朋友的概念要重新审视。
她说：“进了监狱之后，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交怎样的朋友？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人是否需要交朋友？朋友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勉说，将来她出去以后，肯定会远离曾经熟悉的环境，远离那几个所谓的朋友。
对于李晶晶，她说平时很少想起来，只是有时候偶尔有人问起来的时候才会提到她。“我想将来出去以后我应该去找找她。俩人一块坐下来，交流一下，到底是我无法面对她还是她无法面对我。当然，也可能那时候的我，虽然我出去了也是自由人，但跟一般人比起来，狱中的这段经历永远是一个污点，因为这段经历，是没法解释的。这一点上我跟她无法比。但是，其它方面，尤其是从做人、做朋友来讲，她在我面前应该是逊色一点的。”
我记得，当丈夫转告王勉“李晶晶问她在监狱里面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她曾经带着很深的报复情绪说：“你告诉她，我肯定会活着出去。”
她会报复李晶晶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她可能不会再去做违法的事。十多年的狱中生活，她应该变得更理性一些了。
*林一凡：六旬老太坐大牢，只为区区六万元
她不是高官，但应该算是厚禄。因为早在1994年，她的年薪已达18万元人民币。 她生活俭朴，从来不浪费一分一毫。在她的观念里，没有穿破的衣服就不能扔。花去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买一瓶洗头水、洗面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她一生不知道钱的重要，因为她从来都没有缺过钱。 然而，就在她临退休前，她整好59岁的时候，因为区区6万9千元人民币，她被送进了监狱。 她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六十多岁老人在监狱里参加高自考
“我曾15岁入团，18岁入党，（党和人民）培养我大学本科毕业，（使得我）学有所长。毕业后从事建筑工程设计38年，工作中曾多次获奖，并于1989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建筑设计公司经理等职。然而，由于没有重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在经营管理中没有正确把握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没有认真掌握财务政策、制度，终于犯下罪错，成为人民的罪人。每每想到此，我无比痛心、悔恨。”（引自她在狱中所写的《认罪悔罪书》）
当林一凡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几乎被惊呆了。
因为，在采访之前，我只听说她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年考过了三门，考试成绩比许多年轻罪犯都要好。我想，一个60多岁的老人参加高自考，在社会上已属罕见，更何况事情发生在监狱里。
这是我采访罪犯林一凡最重要的由头。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来得及仔细了解她的基本情况。在她的管教队长带她过来之前，我知道了她犯的是经济罪，但具体哪一种罪，不是特别清楚。一位管教介绍说，这名老年罪犯很用功，也很有毅力，她不仅自己非常配合管教的工作，遇有新来的罪犯想不通时，她还经常帮助管教做她们的工作。这里的罪犯都比较服她，她的年纪最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讲的道理让人觉得靠谱儿。她为人善良，经常在经济上帮助那些家庭条件困难的罪犯，其实她自己平时的生活是相当检朴的。因为她宽容、谦让，所以在罪犯中间她相当好的人缘。
一位管教，用如此赞许的语言去介绍一名罪犯，在我到监狱采访罪犯的经历中是第一次碰到。
我猜不出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罪犯。
我想，不管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但她现在首先是一名罪犯。我相信不管她是因为什么事情进了监狱，进监狱本身，对任何人来说都应当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任何人在经历这样的打击之后，能够正视现实，接受一切，应该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从无法接受到最后正视现实，她应该是经历了一个普通人所无法想像和体验的心理磨砺。我很想知道她的心路历程。
2.做人的失败
“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
管教队长带她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什么地方搞错了：她安详的神情和看上去健康的体魄，真让人不敢相信她是一位65岁的老年罪犯。她坐在桌前，双手十指交叉，自然的放在桌上。和所有罪犯一样，她身着囚服。囚服下面，她穿着一件白色保暖棉毛衫，棉毛衫的袖口有点破了，却洗得非常透亮，让人感觉干净又整洁。虽然她也按监狱的规定喊了报告，但是看不出她有一点卑微，那气度俨然一个修养上好的女教授形象：温文尔雅，带着一种自信；短发自然整齐，没有一丝蓬乱；肤色略显苍白，那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女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气色。而她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让人明显感到她的身上浓重的书卷气。
我知道，这样形容一位正在狱中接受教育改造的罪犯，似乎有点不妥。但是那真的是我当时的感觉，不是杜撰，不是瞎编。
“我的犯罪入狱，断送了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幸福。”她的表情异常伤感。
“我是1963年毕业的老大学生，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1988年以前，在本市某权威专业建筑设计院工作，从事房屋建筑工业、民用建筑设计。北京城里，我参与设计的医院、饭店、使馆、宾馆以及住宅小区、工厂等等重大建筑，很多。”她开口跟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防备。我不知道管教是怎样跟她说明我的采访目的，但有一点我看得出来，她知道我是一个记者。面对一个记者，如此坦白，我真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坐过几年监狱的人。却相反，她的一颦一笑都透着一股单纯。她的单纯让我觉得有点心酸。她向我讲述她的经历，连她的具体单位甚至她单位具体在北京的什么方位都讲了，我想，那是她一辈子从事技术工作特有的严谨和一丝不苟。
“1988年，因为工作需要，市委有关部门决定把我调到某实业旅游开发公司，组建设计公司。该公司属市委局级单位，设有开发公司、建筑公司，但缺少一个中间环节的设计公司。我被调到这个公司以后，任党支部书记兼公司经理，就是俗话说的，单位里的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掌管所有权力。”她的叙述口齿清楚，声音浑厚，虽然听起来明显苍老，但还是很有力量。她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如数家珍，连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发生事件的具体时间都记得非常准确，我真有点怀疑她是经过准备的，因为她讲话的声调和语气像背诵课文一样熟练、顺畅且听不出感情色彩。
“那怎么会出事呢？”我非常不愿意太直白地去问她的“问题”，但又不得不问。
“在我当经理期间，1997年，因为一个工程一张支票，共计6。9万元。因为做模型、换成现金、法院认定构成了贪污罪。”她的话语第一次出现了不连贯，甚至出现了语法上的不规则。但她没有一个字说自己冤枉，我觉得这是她与我所采访的许多罪犯最不相同的地方。
“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了？”我问。
“那个时候我已经59岁了，如果60岁退休，再有一年我就该退休了。退休之前，发生了这件事。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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