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经济效益上还可以吧？”
“挺好的。”她说。
“那就是说，不应该在钱的方面出现问题的。”问这话的时候，我有点小心小心翼翼。是怕伤害她作为一个年长之人的自尊心，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罪犯面前感到不知所措。
她先是一愣，然后说：“一般的……嗯……，一般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嘲讽，我知道那是针对她自己的，我感觉到她的不好意思，有点难于启齿。因为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表情很怪，同时词句很不流畅，不想说，又不能不说，像是犹豫，又像是不知如何表达才好。
“因为从事技术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挺好，而且我们的实际工资真是挺高的。”她继续说。
“那怎么还会这样。”我觉得我有点穷追不舍的味道，但是如果不这样，我又怕她不再说下去。
她仿佛陷入了一种回忆。“这是我在工作当中、人际交往当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一切都很方便，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主要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愿意把事情……”她明显的犹豫了一下。“嗯，把事情再搞复杂。”她居然用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官样概念。一种老年的、饱经苍桑的城府，这个时候在这位单纯的老人身上显露了出来。
我明白，她不想再去论说案子本身。但这并不说明她对自己的案子没有想法。
“我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她像是自语。
我想，林一凡贪污的金额是6。9万元人民币，法院判她有期徒刑8年。从法律本身来说，应当属于“重”判。因为我知道，按法律本身的规定，贪污罪原则上是一万元判一年，特殊情况从轻或从重，具体分寸由法院的法官来掌握。
“从法律程序说，我这属于重判。”林一凡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进一步对我解释说。
“为什么呢？”我问。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无奈。
“因为我不认罪。”她第一次用了非常果断的口吻。“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我都没有认罪，律师给我做的也是无罪辩护，他们说我态度不好。”
“是哪个单位举报的你？”我又问。
“我想，事出肯定有因，法律应该不会无中生有，但是究竟是谁或者哪个单位举报的我，我真的不清楚。”看的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她不想说。
我很想知道她面对自己贪污罪的深层心理。可是她在说完了她的工作经历以后，便沉默不再说话。她望着我，眼睛里含着笑。我还是无法把一个面带这种微笑、脸上充满慈祥的微笑的老人，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我望着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我和她面对面，互相望了有几分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跟记者说说你心里想的。”陪同我采访的一位先生这样提示她，同时也提醒了我。
“您一辈子搞专业，却在快退休之前，进了监狱。案件本身是贪污罪，但是，我觉得从金额上说，为7万块钱去犯罪，常理上讲是有点不值得。可是您却真的因为这点钱进了监狱。您刚才说，事出有因。而且一开始您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没有认罪，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另外，从人的一生来说，您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但是最后，退休之前做错了。用一般概念来讲，这属于晚节不保。能否告诉我因为什么去犯罪。我想听听您的犯罪动机，也好为那些没有犯罪却随时有可能犯罪的人提个醒。”我第一次在采访一名罪犯的时候用了“您”这样的尊称。我想让她知道，她虽然犯了罪，但如果自己做得好，同样能够获得人们的尊重。我尽量把我的真诚传递给她。
她听我说话的时候表现的非常仔细，而且不住地点头，但还是没有主动回答的意思。也难怪，让一个老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回顾她一生的对错，似乎有点残酷。我看得出，她不是像有些罪犯那样，从情绪上抵触我的采访，我觉得她是在考虑自己该如何说起。
3.自己的犯罪断送全家人的幸福
“每当我想起这一生，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断送了全家人的幸福，那种复杂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
“您家里都有什么人？子女都大了吧？他们对你的事理解吗？”我继续努力启发她。
“家里人对我的事情不是很想得通，在我‘下监’（已经判决的罪犯到监狱服刑，简称为‘下监’）之后，作为家属他们又代我申诉了。”她对我说。我感到她对家人的做法并没寄予什么希望。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其情绪之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4岁参加少先队，15岁入团，18岁入党。从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我受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故事，但是，说到这里，她哽咽了，两行老泪从她那皮肤已经完全松弛的脸上流下来，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块毛巾手绢。我看到那块手绢很旧，但却洗得非常干净。
“大学毕业……”我看到她在努力克制着自己，试图继续说下去，但是哽咽再次使她停顿下来。
“您先喝口水吧。”我说。心里也有点发酸。
她感激地朝我点点头，并没有喝水。
“一生中，我是勤奋向上的。”她继续说：“我的家境也挺好，一个大儿子今天回到国外了。他在北京某大学毕业后，又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留在国外工作了。儿媳妇大学毕业后也跟着去了国外。他们跟我一样，也都是搞建筑专业的。小儿子是学经济的，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小儿媳妇跟小儿子学的同一个专业，两人工作都非常好。我的老伴一直在市政府工作，是个局级干部。家里还有一个95岁的老婆婆，跟我们一起生活了40多年，都很好。我真正是四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可是因为我犯罪入狱，全家人的生活都改变了，我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不幸。”说到这里，她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每当我想起这一生，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断送了全家的幸福，那种复杂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她哭着说。
“但是人都要面对现实，否则就无法生活。”她像是在鼓励自己。
“所以，当我接到判决书的时候，虽然当时真的觉得天塌了似的，但是我顶住了。在那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我自己没有倒下。接判决的时候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因为管教知道法院的判决有点重，所有人都怕我想不开。管教跟我谈了三个钟头，她对我说，既然法院已经判了，事情更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与其再做无益的努力，不如面对现实。她鼓励我安心‘下监’，别再有其他的想法。到监狱以后如果好好的表现，还可以减刑，同样能够争取早日出狱。”林一凡半闭着眼，我看到她的眼神非常遥远。
“我从心里感谢公安局看守所里的管教。她当时真的很同情我，如果不是她那么细微的照顾我、开导我，也可能我活不到现在，尽管我是一个能够面对一切的人。可是我已经快退休了呀！一个为党、为国家奉献了大半辈子人，临了、快退休了却被送进监狱，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说到这儿，林一凡顿了顿，好像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4.七天抄完一万字监狱法规
入狱后第一件事，是背诵58条监规。年近七旬的她，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把7部监狱的法律法规共计一万多字全部抄写一遍。
1998年12月10日，林一凡被送到北京市某监狱，开始了她作为一名罪犯真正的改造生活。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间，无论他（或她）受到怎样的待遇，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不属于罪犯，最多是犯罪嫌疑人。而法院判决后，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改变，意味着他们成了真正的罪犯。管理部门对待罪犯和犯罪嫌疑人在态度应该说还是有所区别的。
初到监狱的时候，林一凡有许多事情不适应，甚至她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适应。但是，这种不适应没过多久就过去了。因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一名罪犯，罪犯在监狱就是被强制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对于监狱里的所有规定，她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和服从。
过去在公司里，她是老总，她可以发号施令，对手下的任何一个人。在家里，老伴对她非常好，家人都尊敬她，因为她是一家之长，她也可以“发号施令”。但是在监狱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能说她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她要严格按着监狱的管理规定做任何一件事。尽管，因为年龄的关系，管教队长很照顾她，但这种照顾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不违反监规的前提下，更不能让其他的罪犯误以为管教队长是她在狱中的“托儿”。“托儿”在狱中是不少罪犯对管教们的一种误解，甚至有时候即使管教办事客观公正，有些罪犯也会疑心：队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林一凡自己很清楚这些情况，所以她尽力适应，从不向管教提过分的要求，她不想给管教队长们找麻烦。
监狱的生活是刻板的。每名罪犯入狱后的第一件事，是要背诵58条监规等一万多字的条例，这对年逾半百，记忆力早已开始消退的林一凡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
但是，林一凡并没有因此而退怯。她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把7部监狱里面有关罪犯管教的法律法规全部抄写了一遍。这些法规按要求都是应该背诵下来的，但是依她当时的身体条件，她不可能像年轻的罪犯那样背诵下来的。所以她用了一种最原始，但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最有效的记忆方式：逐字逐句地抄写。她把这些规定反复阅读，把前后联系起来。心想：“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在监狱跟年轻的罪犯同一轨道，在同一个车上赛跑，困难是很多的。因为年纪太大，我有很多的弱势，反应迟钝，体力不支，在劳动等各方面，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她都比不过年轻人。”
对监狱里完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和封闭式的管理，她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行为各方面的可塑性不如年轻人适应的快。但是，她是一个能够给自己找到出路的人。她想，虽然年龄大了，但她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监区筒道里的黑板报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变刑期为学期》，她很纳闷，怎么变刑期为学期？她站在那儿，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原来，监狱方面为了更好的教育改造罪犯，给罪犯们提供了各种学习的机会和条件。每一名罪犯都可以自学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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