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采访她，我记得是在秋天。
那天，她在监舍门前排练。我走过去的时候，她们正好休息。一群女犯站在一起的时候，李平显得很出众。她的身材高，而且不胖。这在女子监狱里并不多见。因为女犯看上去几乎个个“胖乎乎，白净净”，有人说她们是在监狱里“养”的，每天过着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而且除了挣分减刑，不用想太多的事，她们根本无需操心。
看得出，李平的姿色是相当出众的。虽然她穿着囚服，但是仍然掩饰不住年轻女孩儿特有的娇媚。看她第一眼的时候，我想，这个小女孩儿如果不是在监狱，应该是多么有魅力的一个女人！她非常爱笑，笑的时候洁白的小脸上，会出现两个浅浅的酒窝。她的牙齿长的很整齐，她的脸形轮廓分明。身体因为削瘦略显得柔弱，但是很健康。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么一个漂亮女孩儿会去抢劫并杀人。
“你怎么会去杀人呢？”我轻声地问：“是因为钱么?”
李平点点头又摇摇头，但看上去并不苦。
直觉告诉我，李平的故事，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讲完的。
于是，我果断地把话题截住。转身对陪同我的教育科民警说：“下次，我要专门采访一下李平。”
李平笑着和我招手，抿着嘴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监狱里的罪犯在与人道别的时候，最忌讳说“再见”。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虽然李平脸上那灿烂的笑容，无数次反复的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但是我没有去采访李平。
李平却把接受我采访的事告诉了她最好的朋友和同学。她说她的同学自从她说了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后，几乎每天都在看报，几次对她说：“我怎么没有还看到？”
这个信息由李平的管教队长转告给我。
我明白了，在狱中，凡是接受记者采访的罪犯，一定都是现实表现相当好的。这在罪犯中间也是一种认可：“记者都采访我了。”那说明“我的表现”肯定是最好的。
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李平。
于是，在百忙之中，我挑了一个晴天，又一次去了李平所在的监狱。
对李平的采访，我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一整天就坐在那里聊天，如此“闲”聊，在我的采访生活并不是很常见，甚至可以说，如此“没有主题”的采访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
我们几乎是漫天闲聊，什么都聊。
李平是一个非常健谈的女孩儿。她几乎不用我提问，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朋友，连同监狱里的姐妹，她都毫无保留的讲给了我，我发现，她很会构制细节，她讲的故事生动感人，几乎让我听入了神。
我被她的所有故事吸引了。
回到报社，我准备写稿子。
当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整理我的思绪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除了那一个个讲述她的亲朋好友的、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断，李平生活中的比较大的转折几乎都没有讲给我。
她是因为什么进了监狱？她的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认识的？她一个外语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怎么就和一个无业人员走在了一起？她具有怎样的生活背景？作为知识分子，她的父母怎样看待这个女儿？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每个月到监狱去探视她的，为什么永远是那个她在看守所结识的姑姑，而不是她的父母？……
这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在我一天的采访记录里一点没有！
我恍然大悟：李平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在我跟她聊天的那一整天，她所讲给我的故事，其实都是人性中最美好的片断，所有人听了都会着迷的。
我特别渴望了解的人性的另一面，她一点都没有讲。
我不得不惊叹，这个在狱中长大的小女孩儿，虽然比我小十几岁，但是她的阅历和生活经验，真是我望尘莫及的。在无意之中，她讲了自己想讲的事，而那些她不想让人知道、作为记者的我又必须知道的事，她都非常巧妙的回避了。
我为自己采访的失败感到惭愧且懊悔，心里有种“上当”的感觉。
我采访李平的报道在我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法治周刊上如期发表。标题是《在狱中，我学会了善意看世界》，内容写的是李平讲给我的那些美好的故事。
报道见报以后，李平委托她的“姑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了对我的感谢。当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谢我，后来我听说，她的父母和家人都看了报道。通过我的文章，他们更多的了解自己孩子在狱中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孩子的心意和情感。
一般情况下，作为一名记者，文章见报就意味着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在一篇报道写出后，经常可以体验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那感觉是完成了工作之后的娱悦。但是，这次我没有找到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有一件事情没有了结。
我希望能有时间再去采访她，我还想了解她的另一面。
3.她的脸上淌满泪水
我再一次放弃了采访计划，因为我看见，在送别假释回家女犯的时候，她的脸上，始终流淌着泪水。我不想在她最最伤心的时候，去让她回忆那永远无法忘却的过去。
2002年3月8日，李平所在的监狱召开减刑假释大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到场宣读裁决。监狱里有十多名女犯获得了减刑或假释，有的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可以当场回家。
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李平。
监狱一位管教对我说，会议结束之后，李平和监狱文艺队的其他人一起，参加庆祝三八妇女节演出。
李平化了浓妆，看上去比平时更有姿色。
我走进会场的时候，她们的演出已经结束，她正站在后台和其他人一起整理演出器具。看到了我，她笑着向我招手，同时向我跑过来。
我迎上去拉住她的手。
旁边一同采访的另外一位记者跟我开玩笑说：“罪犯见了你怎么像是见了亲人！”我想笑笑，但是没有笑出来。
“虽然是罪犯，但不一定都是坏人！”我对那位记者说：“别那么少见多怪。”
对这样一个细节，李平并没有察觉。她欢笑着向我问寒问暧。我被她的热情所感动。
就那么站着寒暄了几分钟。因为我还看见了曾经采访过的其他几个人，一连串的招呼、寒暄，我没有顾得上与李平多聊。当时我想：等中午吃过饭后，我再专门去采访李平，我甚至把这个想法或说计划已经告诉了监狱有关人员，并征得同意。
但是，那天我放弃了采访的计划。
因为我看见，在送别几位假释回家的女犯的时候，李平的脸上，始终流淌着泪水。我不想在她最最伤心的时候，去让她回忆那永远无法忘却的过去。虽然我是那么的想了解她的那一段情感和状态。
而且如果监狱安排她接受我的采访，虽然狱方要征求她的意见，但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几乎是不会拒绝的。因为她在狱中的很多事她都不好去选择，更不好去拒绝。
我突然觉得我很残酷。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去让他们回忆他们不愿回忆的痛苦。
我很惭愧。
对李平的采访又一次耽搁下来。慢慢的，对李平的事，我也有些淡忘了。
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负责管教李平的一个小队长。这位小队长名字叫雷雨。雷雨在罪犯们中间的口碑相当好。几乎她管教过的每一名罪犯，对她都是满口赞誉。这在监狱里是非常少见的现象。一位已经出狱的女犯曾对我说，雷雨小队长人太好，好得让人都不忍心伤害她。她对罪犯态度从来是和蔼可亲，从来没有惩罚过任何一个人，她没有给任何罪犯扣过分。所以，罪犯们都愿意把心里话跟她讲，有了问题也愿意找她。
我希望雷雨能帮助我了解李平。
我对雷雨说：“你跟李平聊天的时候，顺便帮我问一下有关她的案子的事，还有她的父母。”
在我给雷雨“布置”任务一周之后，雷雨找到我，说：“刘记者，李平不太愿意告诉人家她的那些不好的事。这里每一个罪犯都是这样。她给你写了一封信。”我有点吃惊：“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她还没有淡化么？”
“她不太愿意说有关她案子的一切，我也不行。”雷雨满脸歉意。
我打开信。
晓玲记者：
您好！很冒昧的给您写信，一方面是谢谢您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和您进行一下交流和沟通。
今天上午，某队长和我谈了许多，并且带着您的问题和我谈了许多我不愿意提的事。
开诚不（布）公的讲
第一、我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的思维方式、处事哲学、对感情的理解等等都存在着差异，所以沟通有一定难度。尽管（您）在强调理解我们，可是这种经历、感觉是无法理解的。
第二、不要想开启一扇扇紧闭的门。即使是有人向你敞开心扉了，那也只是一条缝。每个人的犯罪与性格弱点、身处的环境等等都有许多因素，人的思维是很复杂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越多越好”的想法。
第三、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不仅仅存在于表面，要接触、要体会。人，真的是很可怕的一种动物。在监狱生活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丛维熙先生的一句话的深刻含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晓玲记者：我真的有些后悔让你来写我了。有的时候，记者是一种很残忍的职业。（请原谅我的错（措）词）。当一块慢慢愈合的伤痛又被人揭开的时候，而且是一层又一层，真的很痛。因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长期生活在一起，看到了人性最本质的东西。所以把人性看得更透彻。
对于我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说能否坦诚地与你们交流，说心里话也许永远都不能。千万不要怀着好奇心、猎奇心来与我们接触！至少对我。我是既自傲又自卑的。上一次（2001年11月8日）你来采访我，让我难过了好一阵。那第报纸我常拿出来读，而我的同学看后竟哭得不能自抑，母亲伤心了许多天。当这些事过去之后，他们能来监狱看我，说明他们已经原谅我了，何必再去触摸他们或我们的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神经呢？
今天上午雷雨队长找了谈了40多分钟。中午我几本（基本）上没怎么吃饭。一中午没睡着觉，下午干活时哭了好几次（偷偷的）。我把别人都想得太简单、太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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