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少妇一角，对杨耐梅来说，正是完全对她的戏路，演这类角色本是她的拿手好戏。剧组在杭州实地拍摄，将杭州的湖光山色个个景点―一摄入镜头，并与故事融为一体，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风光故事片。
著名戏剧家、电影编导洪深也曾与杨耐梅数度合作。洪深于1925年加盟明星公司任编导。此时，他比较热衷于反映上层社会少爷、小姐、少奶奶和银行家的生活，他这个时期编导的数部影片都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其中，《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和《少奶奶的扇子》两片都是由杨耐梅领衔主演。
前者摄成于1926年，描写了一位银行总经理已有一妻一妾，但仍是见一个爱一个，最后竟爱上了一个女拆白党。幸亏妻妾明辨，经理方幸免上当，于是改邪归正。后者系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舞台剧译编，摄成于1928年。讲述了一位一生放荡的母亲，在其已婚的私生女欲投入一恶少怀抱时设计相救的故事。两片的女主角皆是放荡的女性，杨耐梅演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
虽然杨耐梅的名声日盛一日，但她在表演艺术上并无多少长进，电影界的商业作风阻碍了她在艺术上有所追求。
中国电影与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O年代电影界内外都按戏剧的习惯模式将电影演员定为生、旦、丑等种类。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决不轻易让已被“归类定型”的演员再去饰演别的类型的角色，这就限制了演员戏路的开拓和演技的提高。
尤其像杨耐梅这样惯演娇艳女性的角色，老板和导演要的就是那份妖气媚态，怎能让她另谋发展。杨耐梅虽然在不同的影片中表演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名字，但实际上是千人一面。
当时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十分有限，演员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往往不是取决于其演技的高低，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长得帅不帅或靓不靓。杨耐梅之所以得到观众的亲睐，与其说她对其塑造的角色有深刻理解而深深打动了观众，不如说她是在一次又一次重复她那固定的媚俗的程式化的表演而不断地满足了观众。
名声大振之后，杨耐梅在拍片之余更谈不上孜孜于表演艺术的探求，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社交生活中去了，甚至发展到连拍片时间也不能遵守，迟到早退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由于她是公司的摇钱树，导演乃至公司老板对她也只得忍让三分。
杨耐梅因其在银幕上的放荡形象而著名，最可叹的是她在银幕下的生活渐与银幕上一般无异。
在交际场上，杨耐梅如鱼得水，她使众多的英俊后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跳舞场上，她是跳舞皇后，每逢她参加舞会，在她的身旁，总围着一大堆人等候与她“分享”舞韵。在鸦片室，她也是一杆好“枪”，吞云吐雾，悠哉优哉。在赌场，她更是一个赌鬼，一上牌桌，一切事情都忘记了，在赌海中欢笑、忧伤。只不过此时她还能控制住自己，才没有闹出太大的风波。
长期受雇于明星公司使杨耐梅渐渐感到不能满足，约在1927年，她萌生了自办电影公司的念头，以拍摄她自己最喜爱的影片，当然，这也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自办电影公司谈何容易，且不说要有齐整的创作制作队伍和各种拍摄制作设备；单说拍摄一部像样的影片的制作费就令人咋舌，少则上万，多则数万元；且能否收回成本乃至赚钱，事先是难以把握和保证的。
杨耐梅纵然平时手头阔绰，但其收入也仅仅够她日常挥霍而已，要拍电影，苦无足够的资金。
正当杨耐梅宏图难展之时，恰好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派亲信来上海见杨耐梅。来人转告杨耐梅，张宗昌将军慕杨耐梅芳名已久，只恨无缘见面，故特派专人恭请杨耐梅北上赴鲁，以了张宗昌一睹芳容之快。
当然，张宗昌决不会让杨耐梅白跑一趟，如果杨耐梅有意自组影片公司的话，张宗昌愿出巨资，以助一臂之力。
张宗昌是一位粗鲁、野蛮、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军阀，更兼有“花国将军”的诨号，可谓臭名昭著。他请杨耐梅北上，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人称“三不知”将军。
杨耐梅听人说过，张宗昌坐镇山东以后，曾来上海一趟，那一趟不是为公务，而纯粹是来寻花问柳。那一次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接待了他。
杜月笙为了巴结张宗昌，便在富春楼为张宗昌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名妓“富春楼老六”侍候他。
富春楼老六长得真漂亮，可谓倾国倾城。一头乌黑的头发，生就那冰雕玉琢般的丽质，白嫩的椭圆脸上，衬托着美丽的鼻子，樱桃般的小嘴，特别是柳叶眉下那双脉脉含情的丹凤眼，潜藏着摄人心脾的魅力。她具有窈窕淑女的妩媚，翩翩才女的文雅。
张宗昌虽说是山东老大，曾玩过许多妓女和姑娘，但见了富春楼老六，他觉得以前算白活了，只有这个女人能勾张宗昌的魂摄他的魄。
张宗昌撇开欢迎他的人群，抓起富春楼老六的粉手，搂着她的细腰，跟大家招呼也不打，便钻进客房鬼混去了。这天晚上，张宗昌和妓女老六直“斗”得晕天黑地，不分伯仲，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两人才衣衫不整地起床。
在上海的一段日子里，张宗昌会见了各路妓女，如白俄妓女、日本妓女、上海妓女等。离开上海的时候，张宗昌还咂着嘴皮说：“他娘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够味！”
因此，对于张宗昌的邀请，平日里无所不敢为的杨耐梅也不禁犹豫不决：
去吧，远离上海，只身北上，万一有个闪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不去吧，白白放弃一个得到巨款而且是亟需的巨款的机会，那可不是杨耐梅的作风。考虑再三，杨耐梅毅然决定冒险作山东行。
在明星公司摄影棚里，导演张石川向杨耐梅问道：“我听到了一些谣言，说你与驻在济南的大将军张宗昌交往甚密，还要亲自前往拜见。真有此事？”
杨耐梅开口一笑说，“谣言是讲我迫于张宗宗昌的权势，不得不同意被他金屋藏娇！”
“有这种事情吗？”
“有呀。张宗昌邀我去济南安的什么心我不清楚，可我要去做什么自己却是清楚得很。”杨耐梅信心十足地说。
张石川调侃道：“去做什么？总不会是要张将军拍电影吧？”
“倒底是张先生聪明，一猜一个准！”
张石川听了此话，很是吃了一惊。
杨耐梅自顾说下去：“张将军表示只要我去那里，他可以给我一笔资助，让我拍自己喜欢的片子。怎么样？这下我可以自己拍那个你们不感兴趣的奇女子余美艳了……”
原来当时上海小报上登了这么一个新闻：一个荒唐得在大街上撒钞票的富家女子叫余美艳，此人是上海一奇。杨耐梅看了这张小报后，让张石川他们根据这个新闻编一出戏，让自己主演，可张石川等人都不感兴趣……
杨耐梅说：
“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
张石川听完杨耐梅的一番话后，知道杨耐梅铁了心要去济南了，便劝慰道：
“杨小姐，难道你没听说过张宗昌是个‘花国将军’吗？凡是他看中的女人，没有能逃出他的魔掌的，你还是再三斟酌一下吧。”
“张先生，你说男女之间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别把它看得太重了。人生本是一出戏，我们只不过在戏中扮一回角色而已。
如果戏里要求我们演床上戏，那就演一下又如何。我这次上济南不过是实拍一出戏而已。”
杨耐梅一席话，直听得大导演张石川目瞪口呆，再也不作声了。
当杨耐梅将自己北上济南的决定告诉几位电影圈内的朋友时，他们无不吃惊，都力劝她打消这个近乎荒唐的念头。但杨耐梅决心已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朋友们见她不肯回心转意，只得一边叹气，一边为她打点行装。
杨耐梅的举止行踪一贯是上海大小报刊从不放过的追踪内容，她自己对此也颇有点沾沾自喜，常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些“艳闻”，让那些报刊特别是专事登载名人私生活的小报记者们去津津乐道。
但此番济南之行，她对外界的讯问却不置可否，任由各报去捕风捉影胡乱猜测。直至登车北上之时，方告知报界，她此番济南之行乃是应张宗昌之邀，她亦欣然北上作短暂观光云云。
杨耐梅赴山东后，她在上海的朋友以及影迷们大多认为此番她一定凶多吉少，着实为她捏了一把汗。谁料半个月后，杨耐梅不仅平安返回上海，且随身携回大笔款项。她重见好友，那满面春风得意非凡的样子，令朋友们钦佩不已。
杨耐梅到底在山东干了些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得而知。据某小报记者云：杨耐梅此次山东之行可谓潇洒之极。且不说张宗昌亲到车站迎接，军警们前后护卫，杨耐梅自是风光一番。晚上，张宗昌摆宴接风，很是吹捧了一番，吹得杨耐梅飘飘然。
据知情人透露，杨耐梅在山东的半个月里，与张宗昌形影不离，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向山东各界广泛宣传杨耐梅演的电影。杨耐梅自是感激不尽，与张宗昌乐此不彼。
据说张宗昌曾有个想法，想把杨耐梅永远留在山东，占为己有。但无奈杨耐梅只愿在他身边呆一段时间，不愿长住，而张宗昌虽有此心，但怕上海电影界拿此事向全国宣扬，只好把她送回上海，并且送她巨额款项。
杨耐梅回到上海后，退出明星电影公司，自组的“耐梅影片公司”宣告开张。
对于耐梅公司首拍什么电影，杨耐梅早就看中那位广东青年女子余美艳，因抗拒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来到上海，为表示她酷爱自由和不拘礼教，她的生活浪漫多彩。一次，她竟然从楼上的窗口向马路上、人行道上抛洒银元，目睹行人争相抢夺，抢夺之中，有人差点葬身车腹之下。为此，她大笑不已。此番情景经报纸一渲染，社会舆论顿时为之沸沸扬扬。
素好标新立异的杨耐梅对此也自叹弗如，她灵机一动，何不将余美艳的事迹复现于银幕。因此，她求教于大导演张石川，但张对此不感兴趣，使她碰了一鼻子灰。当耐梅公司开张伊始，杨耐梅当即就投入了描写余美艳的《奇女子》一片的拍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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