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香港的影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还是号称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永华”公司，已经陷入了半停顿状态。老板李祖永因拍片蚀了本，吓得一再压缩出片计划。
一些中型的影片公司，除了维持性的拍片，也都因经济形势不佳，不敢继续投资，显得毫无生气。而那种小厂或当初也曾活跃过一阵子的皮包公司，则是气息奄奄难以生存了。
有些厂子，以色情为号召力，拍了象《荡妇心》那样的影片，想借此“起死回生”。其实，这类影片只能偶尔骗骗人，带来一点上座率，但决不可能赢得绝大多数观众的支持。
周璇目睹这个所谓“东方好莱坞”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不禁感到愕然。但是，“金嗓子”毕竟不同于一般明星，她还是受到了影业界老板们的欢迎。
住不多久，她就和长城影业公司签订了两部片子的合同：一部《彩虹曲》，一部《花街》。与在“永华”一样，她得到了丰厚的酬金。从她个人所得的收入看，香港影坛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给她造成多大的影响。
此时周璇住在太子道，囊中可称富有，平常生活却还是比较节俭的。她在拍戏之余，仍旧保留着往日的爱好习惯：除了钢琴、唱歌、逛马路，上电影院看一两场电影就算是“消闲”了。
她仍旧不喜欢穿高跟鞋、跑跳舞厅，或者到处乱窜出风头。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她不是那种善于周旋在交际场上的贵夫人，亦不属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的阔小姐。她虽然越过了而立之年，外表看上去也比以前成熟些，但依然可见她那种特有的单纯、质朴、善良的秉性。
面对优裕的物质条件，她不愿奢侈，舍不得糜费，甚至一度到房东家里吃中等水平的包伙。她把手头数额不小的款子，交给朱秘书去兑换成一根根金条，以防花花绿绿的纸币遭到突如其来的贬值。
一段时间后，与周璇热恋着的朱某，来到了香港，来到了她的身边。于是，这给生活在香岛的“金嗓子”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在这之前，朱某放弃了绸布庄的生意，忙于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为了加大其手中的“赌注”，他四处设法筹措资金，但均未奏效。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窥视金钱的目光都集中到丝毫也不懂行的周璇身上来。
他对这位大明星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善于经商理财，吹得天花乱坠。周璇对这些从来不感兴趣，但她也不想去扫情人的兴致，一般听过也就算了。
一天，朱某乘着“金嗓子”兴致很高的时候，操一口上海话对她说：
“介许多铜细放在侬身边是死格，交把我做生意保险能赚交关钞票！”
朱某见周璇噗哧一笑，又说：
“侬是不相信我？”
“我没不相信依。”周璇温柔地回答。
“侬要是相信我，就把铜细交给我。”
接着，朱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许多跑交易所赚钱发财的实例，还十分带感情地把一份如何建立美满家庭的计划抖落出来。最后这一着终于打动了周璇。
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委身者的厚爱和信托，周璇同意拿出大部分积蓄，交给朱某去做生意。炽热的感情代替了一切，连曾经有过的一点与怀疑，也都随着一阵春风飘逝了……
在这段与朱某同居的日子里，周璇的拍片任务并不怎么繁重。当时的长城影业公司，控制在张善琨手里。此系“熟人老板”，加上“附逆”旧案未了，他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比上海时有些收敛。
《彩虹曲》与《花街》乃属一般赚钱片子，各方面都无精彩而言，因而也就没有像前一部影片《清官秘史》那样，花去“金嗓子”多大的心力。
“二朱”时常跟随她身边，逛逛港九一带的风景区，到浅海沙滩戏水玩耍。这是周璇几次来港最清闲的一回，一切事务都有人代理，她省心省事，生活似乎过得满愉快的。
不久，周璇怀孕了，她高兴极了。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尤其对于一位曾经在痛苦中流产过的母亲来说，这腹中的胎儿就显得格外地值得珍爱了。
在酒店的寓所里，周璇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把这个信息悄声地告诉了朱某。谁知朱某却用惊异的目光盯着她看。周璇被朱某看得火烧双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朱某软语劝她，为了让两人没有任何拖累地、自由自在地过几年，最好还是推迟生育，采取手术来解决问题。何况为了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合法化”，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完成正式手续。
周璇听完了朱某这一番话，不禁呆住了，沉默了半晌才张口说：
“不，我想孩子，我要孩子！”
她虽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但仍然以商量的语气告诉朱某：
“我们马上在香港办个手续，何必再这样拖下去呢！你还有些什么要求，都可以告诉我。”
朱某眯缝着眼睛并不看周璇，慢吞吞地说道：
“我还有点事体要办，想回上海去一趟。”
“我跟你一道去，我想回上海去养小囡。”
朱某见周璇坚持要生养，便及早转舵。他说道：
“你不要挺着大肚皮回上海，那里老熟人多，闲话也多。养小囡还是在香港好，朱小姐可以专门照顾你。再说，上海一解放，外国医生都跑光了，此地条件比那里好得多。”
心肠软的周璇又被朱某说服了。朱某告诉她，这次是短期回上海，等他把事情料理完了就返香港。至于两人关系“合法化”的问题，等他从上海回来再解决。
几天之后，朱某匆匆离开香港。他又从周璇那里诈走了好几根金条。对这一切周璇并无怀疑，她只是希望朱某尽快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朱某这一去如同泥牛入海，毫无音讯，而周璇的妊娠反应一天天加剧。她哪里知道，朱某在上海又缠上了一个舞女，现在，他正跟这个舞女打得火热，怎么可能把身怀六甲的周璇再放在心中。
周璇叫秘书发函去问，没有回音，她自己提笔写信去催，结果也还是不见答复。她开始急了，一个人常常坐立不安。朱秘书早已心中有数，装作义愤填膺地大骂朱某薄幸无情，并开导女主人不要因此而伤了身子，劝周璇长痛不如短痛，和朱某一刀两断，在香岛找个富商“另起炉灶”。
此时的朱秘书令周璇讨厌。她怔怔地走到穿衣镜前，望着自己略带虚肿的面庞、日益消瘦的身躯和微微凸起的腹部，泪珠儿成串地滚落下来。她知道自己受骗了。
周璇病倒了，茶不思饭不想，神情沮丧，整夜失眠。她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许任何人进去。她想“一了百了”，但当她想到尚未来到人世的孩子，心又软了，觉得那种“绝命”的念头太不应该了。
她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生身的母亲，但是她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母亲。眼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医生诊断她患了一种精神分裂症！
此时的大明星，虽然置身在日夜喧嚣的都会中心，却是感到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她宛如一叶小舟，颠簸在浊浪翻滚的大海之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平衡，随时都有被浊浪吞没的危险……
却说“金嗓子”在香港病倒的消息，传到了早已解放的上海，引起了昔日影坛的姐妹们、朋友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的关注。当时的电影界的负责人于伶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马上委托香港方面的朋友去看周璇，并劝她尽快返回上海。
走出医院不久的周璇，听到新中国的艺苑不但没有嫌弃她的意思，还如此真诚地张开双臂欢迎她，顿使她止不住热泪盈眶，仿佛觉得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1950年的秋天，一个碧空万里阳光灿烂的日子，犹如失群的独雁归队那样，周璇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上海。老朋友们发现周璇变了，虽然她看上去还是像从前一样聪明伶俐、楚楚动人，但那略显憔悴而苍白的面容和偶尔出现的停滞眼神，仍能让人觉察出：她是一个曾经遭受过不幸、承受过感情折磨的柔弱女子。
周璇回来后，于伶同志对她非常关心，希望她把身体养好，今后能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周璇如坐春风，感慨万千。于伶关切、诚恳的谈话，使她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强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现在，有许多朋友和同志来看她、关心她。她也常常到老朋友郑君里、黄晨家里和赵丹、黄宗英家里去作客。从此与她合作拍片的姐妹们，都从各方面给她以帮助，使她感到格外温暖。
却说朱某，当他知道周璇已经回到上海的消息，非常不安。他担心周璇找他算账，害怕把事情摊开，闹到组织上去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
起初，他采取“鸵鸟战术”，不肯露面，同时，他又托熟人出面，设法弄个“私了”。这件事给周璇几位要好的姐妹知道了，大家都很气愤，要帮着她找朱某评理。
一天，周璇由两位要好的姐妹陪着去找朱某，朱某见三个“女流之辈”寻上门来，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早有妻室，那次从香港回上海离婚没有离成，反而被老婆拖住了手脚。现在也无法可想，解放后又不允许娶妾讨小。
周璇和同去的姐妹揭露他一再耍欺骗手段玩弄女性，至今还与舞女勾搭。他百般抵赖，矢口否认和舞女的关系。
在讲到周璇的孩子时，他竟反唇相讥，提出要通过验血来解决争端。最后，气得颤抖的周璇向他索还诈去的巨款，他却说：跑交易所做生意有输有赢，人倒霉运气不好，“你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只钻戒”。
图穷匕首现，朱某完全露出了上海一种“拆白党”式的真面目。
周璇精神上又一次遭受了很大的刺激，她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她尽量克制自己，不愿让这些难于启齿的事情再闹大，不希望再麻烦领导和同志们。她还年轻，还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解放后的上海不是旧时代的十里洋场，朱某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过了些日子，大光明影业公司派顾也鲁带着《和平鸽》电影剧本到枕流公寓来找周璇，想请她担任这部戏的主演，对于“大光明”的热情相邀，周璇欣然首肯。
当晚，周璇灯下伏案，一口气读完了《和平鸽》。这是部反映新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运用自己的医疗技术，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奔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的电影剧本。
周璇通过学习，懂得自己主演《和平鸽》的意义，也明白同志们对她所寄予的期望。为了熟悉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导演的支持下，她特地到广慈医院去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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