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这是“昆仑”成立后开拍的第一部影片，白手起家，条件很差，一切设备因陋就简。但是，摄制组成员紧紧团聚在一起，谁都不叫苦叫累。
摄制工作有条不紊，白杨很快进入了角色：
就读某大学的女学生江玲玉（白杨饰），只身寄居在上海姨母家中。“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她看到许多热血青年走出学校，相继抛弃温暖的家庭，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江玲玉也激于民族义愤，冲破了姨父母和表兄周家荣的阻挠，毅然参加了上海影剧界组织的救亡演剧队，登车踏上了征程。
演剧队陷入敌军重围，扮成庄稼人的演剧队长周峰，率同江玲玉、高礼彬（陶金饰）及琬芳、小赵、小侯等，从村里逃出。雨声中突然袭来枪声，敌人追来了。
江玲玉等纵身跳过一道断墙，藏身墙下。可往另一处跑的小赵被敌人击中两枪，猝然倒下了。大伙围拢过去时，小赵已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喃喃地说：“告诉我的爸、妈，他们也算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家属了。”
江玲玉和青年音乐家高礼彬随演剧队辗转各地，同甘共苦，你帮我助，一起学戏，一起读书，互相勉励，逐渐产生了爱情。经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大伙一同到达了重庆。
高礼彬因劳累过甚，营养不良，病倒了，然而，甜蜜的爱情使玲玉与礼彬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不想，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也来到了重庆，他假借“公务”名义，大做投机生意，用金钱向玲玉追求诱惑，玲玉毫不动心，婉言拒绝。
不久，日本投降了，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玲玉与礼彬举行了婚礼。此刻，周家荣又来了，他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到上海“接收”去了。而为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演剧队，经过重重困难，好不容易乘大木船去“复员”。
玲玉与礼彬抵沪去姨父母家，看到周家荣靠“接收”大发横财，穷奢极欲，不可一世。而玲玉、礼彬只能靠着朋友帮助，赁住在一间直不起腰的阁楼上。洋洋自得的周家荣竟责怪玲玉自讨苦吃。玲玉则对周家荣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
当了记者后的玲玉，了解到周家荣竟以一老年寡妇的丈夫在敌伪时期“开过铺子”，“卖过东西给日本人”为借口，霸占其房子，将她撵出门外。
玲玉满腔悲愤，严词痛斥道：
“这个世界，都象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霸占，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的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里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侮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是多么野蛮残酷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你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词。”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经公映，立即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热情称道。
报刊纷纷评论，说它“继承了战前国产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田汉撰文称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遥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夏衍，称摄制组“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白杨正是其中的这样一位全胜者。她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赢得了观众的称颂，称她战后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预言她将在银坛上有空前的突破。
《八千里路云和月》刚刚拍完，又一部日后空前轰动的影片要白杨去主演，编导蔡楚生、郑君里来找白杨，约她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周恩来要找她去谈新片的摄制问题。
战后大上海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
白杨应约踩着点来到周公馆，蔡楚生、郑君里等均在座。一见面。周恩来肯定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摄，说白杨饰的江玲玉形象很不错。接着便询问《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摄制设想。
周恩来郑重地说：
“希望这部片子，能概括出抗战八年，以至战后今日的社会面貌，能成为照出两个世界、两种人生的一面镜子，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出了周公馆，白杨一头埋进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中：
远处又传来隐隐的炮声，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夜晚。
素芬与忠良并坐在床头。油灯已熄了，清冷的月光漏过窗棂，照在他俩身上，花花点点。离情别绪杂乱地萦绕在心头，他俩没有一点儿睡意。
素芬似有干言万语要倾诉，临了却一句都说不上来。忠良终于依恋地说：“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了。”他看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素芬，你记住，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在这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的……”
“……”素芬哽咽着。
忠良又问：“记得吗？”
素芬拭了把泪水：“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素芬点着头，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掉下来。忠良吻着她的头发，又给她擦着泪水：“素芬，我会永远想着你们的。”
第二天，张忠良便随救护队在烽火中离开上海。
月朗星稀之夜，正是忠良向素芬话别时信誓旦旦说“一定在想念你们”的时分。月儿悄悄地透过山城一所华丽公馆的窗户，窥探到张忠良正拥抱着王丽珍在钢丝床上鬼混；月儿又悄悄地探视着孤岛上海素芬寄居的陋室，素芬正倚坐阶前，遥望园月，呆呆地盼望着丈夫归来。
从家乡到上海后，生活的重担全落到了素芬的身上，白天在难民所里给孩子们洗衣，夜晚一面给婆婆熬药治病，一面照管离爹的抗儿。整天过着累死累活、半饥半饱的生活。
到了黑云吞月、风雨雷电交加的夜晚，雨大屋漏，满地是水，脚下简直成了大水塘，祖孙三代顶着席片，焦灼地等待着天明：“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呀！”
听到回答的是愈来愈紧的狂风骤雨。
――这就是上集：《八年离乱》中的素芬。
白杨思绪所至，不禁打个寒颤，仿佛她就是那个被无情的世道与风雨侵袭着的李素芬：
好不容易熬过了八年漫长的黑夜，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婆婆激动地说：“我们总算熬到这一天了！”素芬心里在想：这一下，忠良该回来啦！一家人眼巴巴地、夜以继日地盼忠良归来，眼见别人家远去的亲人一个个回来，却迟迟不见忠良归，真是望穿了秋水。
殊不知，张忠良早已忘了素芬一家老小。他自从投入王丽珍怀抱后，做了权势煊赫者庞浩公的私人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了爱慕虚荣的市侩，投机有术的老手。
抗战胜利后，他又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回了上海，却没有去找母亲、儿子及“沦陷夫人”素芬，而是到了“抗战夫人”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家里。
双十节的夜晚，张忠良在何文艳家里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招待富商巨贾、政界要人。在宾客云集的大厅中，素珍忽然发现与王丽珍一起的那个张先生，竟是她日夜盼望归来的丈夫张忠良，顿觉天旋地转，大厦倾倒，手中的杯盘失落了下来。
宾客询问原委，才知她是忠良的妻子，便四座哗然。素芬悲痛欲绝，从混乱中逃出。王丽珍则哭闹着逼张忠良离婚。
张忠良母亲闻讯带着素芬、抗儿赶来训子。泼妇王丽珍从楼上下来，“啪啪”给了忠良两个响亮的耳光。素芬见状，心如刀绞，她踉跄着奔了出去，面对着滔滔的浦江，感到了生活的绝望，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决意投身江潮。她支走了跟来的抗儿，纵身投江自尽了！
浊浪滚滚，漩涡喘急，江潮在悲怆而激昂地讴歌：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就是下集《天亮前后》中的素芬。
上下两集，构成了一部曲折的家庭悲剧，生动地展现了抗战八年和“惨胜”前后的社会生活面貌。
细细回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全剧，白杨脑际清晰地出现了三条情节线索：
一条是素芬与公婆、儿子的苦难遭遇，真实地再现了八年离乱时期沦陷区人民倍受屠杀、蹂躏的苦难生活，展示胜利后的人民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
另一条是张忠良由向上走向堕落，围绕着张忠良的劣迹，刻划了庞浩公、王丽珍、温经理、何文艳等人物，通过他们如实揭露了国民党利用抗战与胜利，大发其财、穷奢极欲的罪恶。
第三条线是条副线，是以素芬公爹及小叔忠民、婉芬为代表的积极抗日的线索，囿于当局的干预，这条线索在全剧中极其隐晦，却暗示了一股伟大的力量。
三条线索交织和对比，组成了抗战八年及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图画。
拍摄开始了。
本来对昆仑影业公司持敌对态度的反对分子，大肆侮辱《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组，并贴出了一幅诅咒的对联：
上联是：八千里路无路可走
下联是：一江春水无水可流
横批是：山穷水尽
然而，敌人的诅咒，只能激起同仁们无比的义愤与一往无前的志气，他们克服着种种困难，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心血和汗水，终于汇成了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
又谁料，影片拍成了，当局检查机关又不予通过，不准上映。怎么办呢？郑君里想了一条妙计，给国民党检查官送去“一束鲜花’”，花中装的是几块金表，于是，此片很快就被通过发行了。
白杨、郑君里等人高兴得蹦跳欢呼，喜泪横流。高兴之余，细细想来，这次“检查”通过之事，不正是影片本身揭露当局荒淫腐败的又一佐证嘛！
《一江春水向东流》立即在黎明之前的神州大地上，如精神原子弹一般炸响了！迅即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共鸣。“成千万的人引领翘望，成千万的人踩进了影院大门”，“每次放映，电影院内出现一片饮泣之声，观众的眼睛哭得红红的。”
各报评论文章蜂起，称“它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使“我们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
当时在香港的夏衍和文艺界的其他朋友，也曾联名写信给蔡楚生及全体创作人员，深有感慨道：
“要是中国有更多一点的自由，要是中国有更好一些的设备，我们相信你们的成就必然会十倍百倍于今天，但，同时也就因为你们能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就更想念起你们的劳苦，更感觉到这部影片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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