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
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
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
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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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与刘少奇恋爱 少奇要我跟他走(2)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黄峥：显然少奇同志这段时间里同样不知道您的情况，可能也不方便打听。
你们重新见面是在西柏坡了吧？王光美：当时通讯很落后，又是战争年代，同志亲友之间多年不通音讯是很普遍的。
这时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
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
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
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
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
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
”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
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刘少奇、王光美在北海公园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交谈（1959年4月）。
还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
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
和我同屋住的还有吴青同志，不过这时她去欧洲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我临时一个人住。
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
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
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
因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赶集什么的。
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
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
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
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总同一个院子。
赖祖烈同志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
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
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
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
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
”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
”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
”少奇手上没有戴表。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
”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
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
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
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
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
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
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
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
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
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
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
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
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
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
”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
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
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
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去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刘竞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饭。
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
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
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
去李克农同志那儿，我是和孙少礼同志一起去的。
正好在那儿还碰见康岱沙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儿。
我和岱沙在北平军调部时就熟识。
她同陈叔亮同志就是在军调部结婚的。
那时岱沙刚从延安抗大调来，陈叔亮同志是军调部派在山东济南的第七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
后来知道，陈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辈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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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与刘少奇恋爱 少奇要我跟他走(3)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
他约我到王诤同志家见了一面。
我见他需要手表，就把我的送给了他。
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
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
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
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
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
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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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与刘少奇恋爱 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
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
少奇同意。
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
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
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
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
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
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
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
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
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刘少奇、王光美结婚时合影。
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
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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