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香山，少奇对我说过一句：“光美，什么时候去你们家看看。
”当时我心想：你那么忙，领导人的行动还要保密，不知哪天才能真的上门？正好这次进城去华北局，少奇就提出顺便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
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家里。
我和少奇在西柏坡结婚以后，我曾经托外事局王朴、新华社范长江两同志给我家带过信。
信上我讲得很简单，说我已经结婚了，但没说对方具体是谁，只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还说过春节我有可能回家。
王朴的信是带到了，范长江的没带到。
可能因为范长江同志是搞新闻、报纸工作的，特别忙，就把带信这事忘了。
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查黑材料，才发现我托他带的信还在他的日记本里夹着呢！北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进城前他主动问我：“你有什么话要带吗？我可能会去你家。
”我说：“不用，我都挺好。
但是，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情况，你可以找我家的人，我妹妹她们都是共产党员。
”我就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叶剑英同志进北平以后，还真的亲自给我家打了电话，告诉家里我已经和刘少奇同志结婚了，快要回家了。
叶剑英同志是广东口音，不容易听懂，我父母只听了个大慨，具体怎么回事没搞清楚。
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人了解很少，只听说过毛泽东、朱德，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
我父亲连忙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
上面介绍刘少奇是湖南人，外号“小诸葛”。
这大概就是我父母对少奇的全部了解了。
家里接到我的电话，听说少奇要来，还有点紧张。
他们虽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具体是什么职务、什么地位，但已经看出是党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因而十分重视这次接待。
他们听说少奇是湖南人，特地去西单的湖南风味饭馆曲园酒楼订了一桌菜，款待客人。
我父亲穿上了对贵客表示尊重的长袍礼服。
我六哥光英本来是在天津经营近代化学厂，回北平过春节，但春节过后天津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不通，就把他堵在了北平，这时就正好也在家里。
这天光英也穿了一套笔挺的西服。
我后来知道，他还琢磨了半天，特地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条围巾，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少奇。
我陪少奇到了家里，我父亲母亲在北房的堂屋里迎接。
少奇注意礼貌，没让警卫进去。
我作了介绍。
少奇一见面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两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你们教育这么多孩子为党工作，这些年难为你们了！”接着大家坐下来寒喧说话。
光英就把他准备的围巾送给少奇。
少奇收下了，但他脑子里没有送礼这个概念，就说了一句：“我们没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
”少奇知道光英在天津办工厂，就问他天津工商界的情况，要他回去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
光英那时刚30岁，不愿意当资本家，表示要靠近共产党，或者搞技术。
少奇对他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光英后来说：“这几句话明确了我一辈子的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光英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了这次同少奇谈话的情形。
谈了会话就吃饭了。
大家陪少奇吃湖南菜，夹菜用的是一种很长的筷子。
用长筷子是曲园酒楼的特色。
少奇尝了尝腊菜，说果然是地道的湖南腊味。
少奇在同光英谈话时讲到，他过几天要到天津去一趟，天津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他反映。
当时我在场，听了有点不高兴。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中央机关经常受保密教育，历来中央领导同志的行踪是保密的重要内容，我从不敢对外人透露少奇的活动。
所以在回去的汽车上我对少奇说：“你过几天去天津，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就告诉我哥哥呢？我是党员他还不是党员呢！”少奇当时没解释。
后来我知道他是有意透露给光英的，好让光英回去向天津的工商界通气，要他们安定下来，恢复生产，有什么问题中央派人解决。
那时北平的人不认识少奇，我和他上大街没人注意，很自由。
这天晚上，应彭真同志约请，我还陪少奇到东交民巷北平市委的小礼堂看了一场京戏。
回到香山，少奇根据连日来听取北平市工作汇报的内容，归纳各方面的经验和问题，用毛笔草拟了《关于北平工作的提纲》。
4月7日，少奇在北平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北平的工作，包括今后如何建设新北平的问题作了指示。
4月8日，少奇又和北平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成立北平市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的问题。
在指导北平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少奇按既定的安排，动身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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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建国后的刘少奇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1)
黄峥：我们还回到少奇同志1949年秘密出访苏联的话题上来。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
接着在5月份又连续占领杭州、武汉、南昌、上海，直逼华南。
在北方，留存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歼灭。
全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所以，开国的筹备工作必须大大加快。
党中央决定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要他代表中共中央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就成立新中国国家政权和涉及两党两国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可以说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王光美：少奇同志1949年4月10日去天津、唐山视察，5月10日从唐山回到北平。
回香山后他又出席了好几个会议，同时抽空为出访作准备。
6月19日，少奇将我从城里接回香山。
第二天，少奇准备动身赴莫斯科。
这天下午我送他先到中南海。
他告诉我，当天晚上去大连，再从大连乘苏联飞机到莫斯科。
少奇同志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和中央委员王稼祥。
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们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战争还没有结束，为了安全，少奇他们去莫斯科是绕道去的。
苏联派了一架飞机到大连来接他们。
少奇和王稼祥同志从北平清华园车站登上专列火车，经沈阳时带上高岗，再到大连，然后从大连换乘飞机，绕道北朝鲜上空到苏联远东伯力，又相继经停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6月26日才到莫斯科。
中共代表团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热情接待。
双方初步会谈后，为了使斯大林全面了解中共中央的意见，少奇同志于7月4日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目前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的筹备情况，以及中共关于外交政策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基本观点。
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
在新的政府中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
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
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刘少奇与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
”中央起先曾考虑，少奇同志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在政府中任职。
后来在正式成立中央政府时，由于工作需要，少奇同志还是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任弼时同志身体不好，那时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
斯大林收到少奇同志的报告后，于7月11日晚在克里姆林宫召集政治局会议，同中共代表团会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一些军队负责人参加。
少奇同志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初步胜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即将成立。
少奇同志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并特别介绍了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外交政策。
少奇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多，现在要治理这样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少奇同志还要求苏共中央介绍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和相互关系。
斯大林一一解答了少奇同志报告中的问题，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以及各项外交原则，谈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当场承诺：新的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同志就可以访问苏联。
经过几次会谈，双方对中苏建交、毛泽东同志访苏时间、苏联向新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开展中苏贸易等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
这中间，少奇同志几次同斯大林单独会晤。
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和少奇同志专门就党务问题谈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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