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
父亲说的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
这有点出乎我意外。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
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
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
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
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
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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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文革中的磨难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1)
黄峥：光美同志，刚才您讲到，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罗瑞卿同志。
关于这次会议，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很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少奇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您也去了。
您能不能谈一些当时的情况。
王光美：大约1965年12月6、7日，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要少奇、恩来等同志马上到上海开会，但没说具体内容。
这时毛主席已经在上海。
我们先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福禄居。
12月8日，少奇、恩来同志乘坐同一架专机，飞往上海。
我也去了。
总理上机后，对少奇同志说，会议今天已经开始了。
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停稳后，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登上飞机，手里拿着两本会议文件，一本交给少奇同志，一本交给周总理。
后来看到，这份文件是李作鹏、雷英夫揭发罗瑞卿问题的材料。
少奇、恩来同志下飞机时，来迎接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等同志。
但开会时，没有见到陈丕显同志参加。
从机场进城后，安排我们住在兴国路一个别墅式招待所。
住在这个院的还有贺龙、叶剑英同志。
因为住在同一个院，互相之间都有看望、见面说话。
前几年我看到罗瑞卿同志的女儿点点写的书，说少奇同志见到贺龙同志，问他这次开什么会？贺老总回答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没有直接听到他们的这个对话，但我想是有可能的。
总之，到上海开会前，少奇同志并不知道是为处理罗瑞卿同志。
我们在兴国路招待所住下后，当天下午，叶群打来电话，说林彪身体不好，指定她来向刘主席汇报。
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
我把她带去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就出来了。
一般中央同志来谈话，我都不参加。
可这次叶群硬拉我参加，还说，她一个女同志不方便。
我听了特反感，但还是留下了。
叶群向少奇同志谈了她受林彪委托，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的过程。
据叶群介绍，在她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之前，林彪对她说：“你敢不敢去？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毛主席在杭州听了叶群的汇报，很重视，决定开这个会。
少奇同志只是听叶群谈，没怎么说话。
叶群谈完后，当场用房间里的电话打到林彪住处，说“找一○一”。
林彪来接听后，叶群只说了一句：“谈得很好。
”这时到了开晚饭的时间，我留叶群一起吃饭。
我同她以前打交道很少，很不了解。
她似乎有意向我套近乎。
在饭前上厕所的时候，她对我说：“中央就转发过两个女同志的文件，就是我们俩，碰巧咱俩还是同学。
”不知怎么，我对她的这些话一点好感也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后来我查了一下，中央是转发过叶群下部队调查的一个材料。
她说和我是同学，指的是我上中学的北京师大附中，她也在那里学习过。
在上海开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
多数是小范围碰头、议论。
少奇从北京出来时，病没有完全好，旅途上一累，就又发烧了。
我只好给周总理写了个条子，报告少奇的身体情况。
总理批示让少奇同志休息。
这样，开小会少奇同志就没参加，只出席了几次全体会议。
我没有参加会议，因此会上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听少奇同志说过“死无对证”这样的话。
会议到12月15日结束，开了一个星期。
访问巴基斯坦黄峥：光美同志，1966年春，少奇同志和您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请您谈谈那次出访的情况。
王光美：那段时间，国际上出现一股歪风，一些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
我们党和国家对这股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作为一系列斗争中的一环，就是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主要陪同人员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
经同这几个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访问的时间定在1966年3、4月间。
少奇同志上次出访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我是同他一起去的。
后来他又访问朝鲜，我没去。
1966年春，我还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
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少奇同志提出这次我就不要陪同出访了。
1966年2月下旬，我从定兴县“四清”点上给少奇捎去一封信，谈了“四清”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叮嘱他千万注意身体。
年初少奇刚刚害了一场大病，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很不放心。
3月1日，少奇给我写来一封回信，其中讲了关于出国的事，说：“3月下旬，我可能要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访问。
我想这一次你可以不必同我去了。
女同志出国，比较地更麻烦一些。
至今还没有同志提出要你同我出国。
你不去比较好。
如有同志提出你是否要去，我也可提出你可不去。
此事，在你回家时还可谈一谈。
”他知道我牵挂他的身体，在信的最后说：“我现身体还好。
你走后，没有什么变化。
家中的人都好，你可放心。
3月上旬或中旬，你可回家一次。
望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弄上某种慢性病，这对你对工作都是不利的。
余不多说，祝你工作顺利！”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在给我的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作，看结果如何。
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
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作。
”1978年，全国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作了高度评价。
听说在讨论中对“唯一”两个字还颇有一番争议。
这使我想起了少奇同志1966年3月在给我的这封信中所说的话：“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1966年3月初，少奇同志让中央办公厅正式告诉外交部：这次光美同志可以不出国。
这事汇报到陈毅同志那里，陈老总坚持要我去。
他的理由是，上次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中国访问，是我参加接待和陪同的，这次王后已经表示要亲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
陈老总说，如果我这次不去，将来要单独回访，那样更麻烦。
这样，外交部正式通知我回京，准备出访。
由于回来得晚了，准备工作很匆忙。
预定出国启程的日子是3月22日。
3月18日至20日，少奇同志又去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没有同他一起去，在家收拾东西。
少奇从杭州回来，只隔了一天，好多东西还来不及准备，就出发了。
这次出访是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的正式访问，加上当时的国际背景，在礼仪方面安排十分隆重。
黄峥：我查了当时的报纸，出访的送行仪式是高规格的。
到机场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七位副委员长，三位副总理，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在陪同出访的人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外，还有四位副部长。
王光美：是的。
由于路途遥远，我们一行先到新疆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
出访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
3月26日，我们的专机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
那时巴基斯坦正准备将首都迁到伊斯兰堡，但我们去的时候政府还在拉瓦尔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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