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
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
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
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
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
”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
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
那是1967年1月3日。
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
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
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
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
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
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
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
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
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
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
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
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
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
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
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
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
”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
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
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
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
”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
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
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
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
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
”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
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
”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
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
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
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
来人只好回去了。
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
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
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
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
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
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
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
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瓶，回来交给了妈妈。
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
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6瓶。
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
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
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
”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
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
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
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
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
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
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
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
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
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
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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