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
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
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
”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
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
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
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
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
我赶紧通知门诊部。
大夫来给了几片药。
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
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
”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
”“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
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
”“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
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
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
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
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
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
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
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
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
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
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
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
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
大约早晨6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
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
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
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
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
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
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
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
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
”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
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
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
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
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
”“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
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
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
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
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
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
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
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4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
他们把少奇的答辩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
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就被人撕掉。
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
此后，“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斗。
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少奇同志发言和申辩的机会。
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
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
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
”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鉴于造谣、辱骂和黄色谣言风行一时，少奇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
那些天，我忍不住对少奇同志抱怨：“这两年你常生病，我让你休息，你老说‘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拼命工作，却弄到这个下场。
”少奇说：“怎么也不行。
陈云同志休息几年了，还不是一样不放过。
”6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
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
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更不敢对我们留情。
刘源：逮捕郝苗同志，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的。
她为了把我母亲打成特务，就诬陷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说王光美有意把他调来传递情报。
他们说郝苗利用到供应站买菜的机会，通过罗荣桓同志家的工作人员小陶，把情报送出去。
整个一个荒唐透顶！小陶是罗帅夫人林月琴同志的侄儿媳妇，丈夫去世后在罗帅家料理家务。
郝苗和小陶都经常到供应站领东西，比较熟悉，有一些来往。
这么点事竟被江青一伙利用上了。
还有就是平平外出串连，向郝苗要了些粮票和饭钱，被说成是支持刘少奇子女外逃。
其实我们家的伙食费、粮票就是郝苗管的，外出串连要吃饭，不向他要向谁要？江青为了陷害我母亲，还不惜枉杀无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他的夫人袁绍英，莫名其妙受到株连。
杨承祚曾在原辅仁大学当教授，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当年住在旧刑部街，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我母亲也从旧刑部街骑自行车到辅仁大学上学，有时路上碰见，这样就认识了，和他们夫妇有一些来往。
总共就这么点儿关系。
可江青一伙竟大做文章。
他们先是将杨承祚夫妇打成美国特务，然后要杨承祚指供王光美是特务。
杨承祚当时已身患重病，很快被残酷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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