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叫张重一的老同志，是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受株连的原因更是荒唐。
张重一1944年在辅仁大学当过代理秘书长，但我母亲和他没有来往，连话都没有说过。
就因为张重一认识杨承祚，杨承祚认识我母亲，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张重一当时已是肝癌末期，时不时昏迷，随时可能死亡。
可专案组竟对这样一个垂死的病人也不放过，对他突击审讯21次，最后一次连续审讯15个小时至深夜12点，两个小时后张重一惨死在病床上。
特别法庭审讯江青的时候，法庭作为证据放了一段专案组审讯张重一的录音。
他已经神志不清，一会儿说王光美是男的，一会儿说是坏人，一会儿又说是共产党员，还说袁绍英是杨承祚的小舅子，乱七八糟整个对不上茬。
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忠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王光美：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
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
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
刘源：我外婆那时已经70多岁了。
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说刘少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
中央警卫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少奇、王光美。
我父亲没表态。
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
于是由警卫局安排，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
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小煤球炉子，很困难。
1967年5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
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楼梯上推下去。
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
那时平平也被关在这里。
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
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
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
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
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
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
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
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
少奇也一样。
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
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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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文革中的磨难 不堪回首的岁月(2)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
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
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
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
”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
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刘少奇和小女儿潇潇（小小）在一起（1964年）。
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
”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
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
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
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
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
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
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
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
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
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
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
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
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
我们默默地作准备。
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
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
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
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象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
”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
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
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
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
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
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
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
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
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
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
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
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
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
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
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
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
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
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
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
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
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
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少奇同志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少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
”“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
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
我被勒令干这干那。
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
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
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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