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了。吴桐在心里体会着这话。
关总看着吴桐问：“小吴，知不知道程巧的下落呀？”
吴桐回答：“不知道。”
关总问：“能不能打听到？”
吴桐说：“能。”
关总说：“小程是个好秘书呵。”
吴桐问：“关总想把她聘回来么？”
这时伯母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
关总适时转向冲她打哈哈，说：“伯母是个好厨师呵。”
好厨师做出来的菜，吴桐却没胃口。
从关总家出来，吴桐心里空落落的，有种几近绝望的感觉，这感觉是空前的。
小年这天，一早双桃打来电话，问吴桐回不回姥姥家过节，吴桐清楚自己不会去，张嘴却问了句马尼去么？双桃停顿了一下，说去。又说他去等于是个动物，没妨碍的。吴桐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没来由，赶紧说他去他的，可自己已有了安排，双桃问什么安排。吴桐说下乡。
吴桐所说的下乡是送包师傅一家的骨灰下葬。这事是机械队常师傅他们张罗的，一致认定让泰达出钱买墓地难以实现，便商量大伙凑钱买。吴桐听说后表示自己也算一份。在操办过程中吴桐把事说给毕可超，毕可超有不同看法，认为买墓地主要是考虑亲人的祭祀，而包师傅死的是一家，近亲又不在这座城市，进墓地没多大意义，不如在大山里选个地方葬了，让他们一家人独享清静。
毕可超还说如果同意，他可以和那位岳主任协商，葬在他们的村后的山上。吴桐觉得毕可超的想法有道理，便把这层意思转达给常师傅他们，结果他们也认为可行，反过来毕可超又做通了岳主任的工作，就这么定了。
分两路进发，常师傅一伙人坐毕可超借的一辆中巴，护送包师傅一家的骨灰。毕可超的车拉着吴桐。小车快，先到了岳主任家。后一块出来在路口等常师傅他们，等到了便一起往山上攀登。毕竟私下葬人有违政策法规，一行人屏声顿息，不敢张扬。到山半腰岳主任左顾右盼，在树间选了一块空地，齐动手挖出一个墓穴，在往里摆放骨灰盒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发生分歧，有的说把孩子放中间，
包师傅两口放两边，有的说不应该把夫妻隔开，但是把孩子放在那边又意见不一，最后岳主任提出呈“品”字形摆放，孩子在上，父母在下，这样既体现了孩子是“小皇帝”，又让两口子相亲相依，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就这么将包师傅一家葬下。出于为岳主任考虑，不使他担干系，没留坟头，更没立碑，只在附近的一棵松树上做了标记。说起来包师傅一家虽然活着时不如意，而死后也算得上称心，可谓是青山为碑松为名了。
告别了死者下山，吴桐欲假岳主任家饭店安排一桌丧宴，常班长他们谢绝，说要赶回去过节。吴桐和毕可超同为光棍王老五，过节在哪里都一样，就留下吃饭。
刚坐下，手机有短信进入，吴桐按出，是一句情意绵绵的问候：大哥大哥你好吗？（他似乎记得有这么一首歌）他的心蓦地一动。赶紧按键，却不见落款，只显示出一个陌生号码，他即刻发送过去，不料却是关机，再发送还是关机，他百思不得其解，想这个向自己发来问候的人究竟是谁呢？又为什么不让他与他联络？他直觉中判定是个女人（一个挂念着自己的女人），于是便本能的想到与自己或深或浅有瓜葛的那些女性，他们是乔、陶楚、许点点、双桃、星小姐……同时眼前依次浮现出她们的音容笑貌。
他不由叹了一口气，是的，短信与她们有关，当然也只与她们中间的一个有关，那么又是谁呢，他开始思索，像警察破案般对“嫌疑人”进行筛选，最后圈定是星小姐。他觉得星小姐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种虚幻而调皮的方式，完全是一种“星小姐玩法”，他也认为星小姐只要想做什么就一定不会被难倒（哪怕在狱中），他的心不由得一疼，再次凝视着视屏上的“大哥大哥你好吗？”同时歌的曲调便在耳畔飘荡起来，那深情而忧伤的情绪使他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吴桐心情沉闷，多喝了几杯，恍惚中忽然想起上回岳主任说的海浪消愁，顿时心血来潮，硬拉着毕可超去海边，毕可超老大不情愿，可还是服从了。正值退潮，海里退出一大片沙滩，吴桐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去，在靠近海水的地方站定，平视着浪花翻滚的海面，心里在思忖往沙滩上写什么字。他清楚，自己现在面临的窘境是全方位的，从工作到家庭万般堪忧，如果仅从中消去一件半件，那无济于事，能选个概括性词语一揽子解决问题最好。他一下子想到那个“愁”字，既然叫的是消愁，“愁”字自能将一切不如意包括在内。正如一首歌曲所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想定，便俯下身，用手指在沙上写了个斗大的“愁”字。毕可超站在旁边看着，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
有道否极泰来，潮退到底，便开始上涨了。由于海滩平阔，潮涨得很快，排浪轮番扑向沙滩，在吴桐眼皮子底下渐渐逼近他写的那个“愁”上。他内心在憧憬着，希冀着……
后记：走进现实的迷宫
也许是因为有了“石门系列”、“抗战系列”以及《中国一九五七》等作品，我一直是被视为“书写历史”的作家，还被戴上一顶“新历史主义”的帽子。但我觉得我是被误解了。其实我写过许多现实题材的作品，中短篇、长篇都有。倒是一位“心明眼亮”的批评者归纳我是“奔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想他是看对了。我认可。然而两相对比，我认为我还是对“现实”更关注，更倾心。因为人置身于现实中，“现实”掌控了人的一切，或赐福，或予祸。只要还活着，现实社会纠缠不休，想摆脱也摆脱不掉。就是说，没有“潇洒”得可以无视现实的人，更没有“强大”得将现实执于肱掌的人。这既包括普通民众，也包括那些（据说有的已“升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家。
这部《色》写的正是现实，且是“当下”之现实。现在有句话叫“活在当下”，而写在“当下”（即近距离写作）恐怕就有问题了。一是都知道现实不好碰，忌讳多多。另外据说也有违“创作规律”。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应当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这一点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似乎只有遵循着这条“铁律”，方可迈入创作的“康庄大道”。
我不想为自己“反规则”地写“当下”进行什么辩解，我只想说自己是个很感性的人，写什么怎样写多受心灵的牵引，想走进历史便走进历史，想贴近现实便贴近现实。这是其一，另外说到底我也不怎么相信创作有一些不变的定律，怎样就对，怎样就错。就说创作与生活的距离这个问题，自不可否认拉开一定距离能把事物看清楚些，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对“看清楚”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时间，而是看待事物的立场与态度。就拿“文革”与“反右”来讲，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并一直将质疑保持至今，却也有人认为正确到今天仍不改初衷。可见时间未能改变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到现在隔着一两千年的时光，“距离”不可谓不远。可一部大制作电影就硬是把专制当成爱国，把暴君当成英雄，大唱赞歌，同样说明历史观的对错与“距离”没有多少关系。再把话题说到当下，当下的事情虽然“距离”很近，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但许多问题（包括大是大非），事实上已经泾渭分明，也用不着等多少年后才能看清楚。恰恰不是看不清楚，而是看得太清楚，这反而让作家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当下写作”的尴尬处。
话题回到《色》，从写作之初，我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大好写的作品，不好写不在于太“当下”太“近距离”，而在于这个题材过于敏感，而我又是一个过于“叫真”的人，“叫真”叫在其他题材尚无大碍，若叫在“现实”上恐怕就有问题了。有顾虑也还是写了，并尽量依照内心的尺度去写。不肯违背一向追求真实的初衷。说起来惭愧，虽然年岁不少，写作时间不算短，也经历了些风风雨雨，但至今心性愚钝道行浅薄，未能修成正果，做不到“宁静致远”、“冷眼向洋看世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散淡胸襟。
是个俗人，对世事难以释怀的俗人，目睹耳闻，触“景”生情，或痛心疾首慷慨激昂，或感动不已泪流满面。一句话：入世太深。我常常对自己的“形而下”质疑。可我又很清楚，正是“入世”后我对社会人生有了真切的感知，这感知又给了我创作冲动，让我进入创作状态。我还清楚，假若有一天我“上层次”脱离了地面，且不再能被生活所激励所感动，“修炼”到家，变成铁石心肠，那么我也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
面对现实，笔走现实，现实如同一座迷宫。追求贴近，追求真实，而当下生活之最大真实莫过于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听到许多稀奇古怪事，要放在从前谁也不会相信，而现在会信，再荒诞不经的事也信。因为人们已习惯于这种社会生活的失范。见怪不怪，生活在迅变，人也在迅变。
都会有这种体会：原本是熟人，是亲朋好友，忽然有一天就觉得很陌生了，你从来不认识似的。殊不知再将反省的视线转向自己，也同样发现自己变了，异于从前了。人以奔跑的速度在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生活），且不是变“美”而是变“丑”，这是一个令人惊诧又令人深思的问题。
这变，想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就说一个“贪”字，“贪”由欲而生，而贪的“低成本”（容易到手）又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对失范的生活，人们普遍感到茫然，感到无助无奈。作为生活一分子的作家，自是有着同样的感受。然而，我并不认为这座现实的迷宫一定走不通，也不相信“陷落”是生活的全部。生活中还有正义在，还有崇高与感动。
当“假丑恶”不断滋生时，“真善美”的光芒还在熠熠闪烁，照亮一方天。这一信念也正是写作这部《色》的初衷。可以说《色》是向上的，是昂扬的，作品主人公吴桐是一个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不甘堕落的人，他遵循自己做人的底线，诚惶诚恐。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桐是个英雄，当代英雄。因为有了他，作品便呈现出一种暖暖的调子，向人们传递出温馨的气息，也许有人会问，这个英雄吴桐是可靠的吗？生活中存在吗？我想这是肯定的，我相信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吴桐。吴桐的最朴素的信念是坚持正确，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也正是这种意志不移的“正确”支撑着社会生活的大厦。他们的努力可谓艰苦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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