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呛！”任思嘉说，“她对老公倒是淡淡的，一见到女儿就哭得死去活来。”
“是啊，”我说，“她们的情况我都看到了。”
任思嘉很是惊讶：“你怎么会看到的？”
我说：“我一直站在玻璃窗后看着。”
任思嘉说：“你这家伙，想回避矛盾，又放心不下，是吧？”
我跟她解释，也不完全为了梁佩芬。我说，往常轮到我们大队的会见日，我都爱在会见现场走来走去。不单单是监视，更主要的目的是观察。囚犯与亲属会见是人世间最叫人伤心断肠的场面：有父母看女儿的，有丈夫看妻子的，有孩子看母亲的，有情人看情人的，把多少悲剧、惨剧浓缩在这短短的半小时内重演一遍。作为管教干部，这时最能看出罪犯的真情流露，是服罪悔恨呢，还是不满抱怨；是平静地面对刑期呢，还是绝望悲观。作为一名好管教，要在这短暂的瞬间把罪犯们不加掩饰而流现出来的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才能因势利导，帮助她们忏悔和改造。
任思嘉一边夸我心细，一边又问道：“那么，你今天从梁佩芬的表现捕捉到什么信息？”
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她竟想考考我。我又把球踢回去。
我说：“你一直都在现场，应该观察得更细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自己来回答。”
任思嘉笑了，想了想说：“章姐，今天我在现场心里也酸酸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婷婷那孩子太可爱也太可怜了！梁佩芬即使犯了大罪，母爱还是不会泯灭的。我认为就是抢劫犯、杀人犯，母爱在她们身上也往往不会泯灭。我们如果能因势利导，对她们的改造也许有好处。”
任思嘉真不愧是心理学硕士，她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我提醒她，对女犯来说，母爱是一把十分锋利的双刃剑，引导得好，许多有子女的女犯会将母爱转化为改造的动力，为了子女的前途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还有些罪犯因为思念子女心切，受不了心灵的折磨，反而在狱中待不下去，千方百计想逃避改造。我看梁佩芬现在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向后一种情况倾斜。
任思嘉问我凭什么作出这种判断。
我笑笑说：“你等着瞧！”
像是印证我的猜测，我们正说到这里，门外响起敲门声。我听出是梁佩芬的丈夫杨罗亭。这一招在我意料之中，我就悄悄对任思嘉说，你带小黛到房里去做功课吧，杨罗亭可是来者不善，我招架不住的时候，就连连咳嗽，你赶紧出来救驾。
我打开房门，看见杨罗亭站在门外，还是吃了一惊。梁佩芬在我们五大队，他杨罗亭迟早要来找我，这是早料到的；可万万没想到，他竟抱了小女儿婷婷来，而且手上提了大包小包东西。
看来他们今天来探监以后，根本没回去。
我从杨罗亭手上接过婷婷，亲着她的小脸蛋问道：“婷婷，还认得阿姨吗？”
婷婷就娇声娇气地叫：“彬彬阿姨好，彬彬阿姨好！”
多聪明的孩子，我已经快一年没去她们家了。有些人爱走“上层路线”，我却怕跟官员们打交道。自从梁佩芬当上常务副市长，我们的联系就少了。记得前年冬天去过一次，纯粹是受人之托。我的一个表妹在山区小学当教师，夫妻长期分居，家里又上有老，下有小，要我请梁佩芬帮帮忙，让她跟教育局打个招呼。
那天佩芬在外头开会，只有杨罗亭接待我。杨罗亭看到我手上提着个礼品盒，就知道我有求于他们，那藏在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并不朝我瞅，只顾自说自话，说佩芬这个破市长当得真烦人呀，整天顾不了家不说，三天两日还有七大姑八大姨来找，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大事小事都来烦人。我一下就听出弦外之音，连梁佩芬也不等了，撂下东西就走。再一回，是今年“三八节”的前几天，我去她们家看佩芬，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说是来请她去我们女监慰问女犯的，她是个女市长，关心一下女犯义不容辞。就这么去了两次，婷婷竟能把我记住，准是大人教的，可见杨罗亭用心良苦。但我不去戳穿，一迭连声说：
“婷婷真乖，婷婷真聪明！”
接下来，杨罗亭就哭丧着脸诉苦，说自从梁佩芬进了监狱，他们那个家已经不像个家，婷婷外公梁老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人一走，茶就凉，很多受过老人恩惠的人，也忘恩负义，对梁佩芬的事一点也不肯帮忙。
我听出杨罗亭话中有刺，可我装傻装聋，不去接他的茬。
杨罗亭又说，可怜的婷婷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天天闹着要妈妈，幼儿园也不肯上，他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干保姆活，这日子也不知怎么过下去。
我相信杨罗亭说的大体都是实情，心里就酸酸的想掉眼泪。
女警官也是女人，女人有的弱点我们都有，何况梁佩芬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
杨罗亭把他们家的“苦难”渲染到淋漓尽致时，又万分感慨地说，他现在才知道没有母亲的孩子有多可怜，没有女人的家算不上个家。他非常自然地提起我那位在山区当小学教师的表妹，说他现在才理解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女教师的难处，万分抱歉前年没有及时帮上忙，前些天他已经和教育局长说好了，连调动的申请表也带来了。他说着，就掏出一张用市教育局信封装着的表格，顺手放在茶几上。
杨罗亭是佩芬的大学同学，原来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因“妻荣夫贵”而当上市经委主任。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个温文尔雅、敦厚老实的一介书生。现在，他也会来这一套，我立时就把他看扁了。我心里说，你如果有同情心，早该帮这个忙呀，现在可好，想用这张调动申请表跟我做交易。
我放下脸来说：“老杨，这张申请表我已经用不上了。”
杨罗亭很是惊讶，说：“咦，怎么啦？你、你前年到我们家，还求梁佩芬帮这个忙。”
我说：“我表妹一时不想往市里调了。山区缺老师，孩子们离不开她。反正过几年她就退休了，干到退休自然就能回城的，还添这个麻烦干什么。”
其实，我表妹可没有如此热爱山区教育事业。我怕杨罗亭有求于我，我不得不让我表妹作出牺牲。果然，杨罗亭终于“图穷匕首现”。他哭丧着脸说：“彬彬，我今天白天在会见室见到梁佩芬，见她脸色蜡黄，才知道她的身体很不好，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她要我向你求个情，允许我带她去市立医院看一次病。
当然，当然，如果能帮忙办个保外就医手续，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打断了杨罗亭：“老杨，你也一大把年纪了，该不是法盲，你说，这个忙我能帮得了吗？”
杨罗亭说：“梁佩芬过去患过慢性肝炎，她八成是旧病复发；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非死在狱中不可。”
我说：“这事监狱有严格的规定：保外就医，只有总部才有权批准，而且必须经医生严格的检查。”
“你放心！”杨罗亭悄声说，“监狱的头头们那里，我自然会去疏通的；医院和医生那些个关节，我也有把握攻下来。但是，第一关，也是最最重要的一关，是大队领导要提出个意见。彬彬，这事我只能拜托你了！”
从杨罗亭这一番话，我立时想到许多职务犯罪的官员，惯用没病装病保外就医的手法，逃脱法律的惩罚，一时怒火中烧，脸上肯定没有好颜色了。这不是装的，是二十来年的警官生涯养成的职业习惯。我说：“杨罗亭，你知道我是佩芬的好朋友，是梁老的老部下，我对你们全家是非常非常同情的。（我听出我的声音有点喑哑）但是，这个忙我是绝对帮不上的。同时我还要提醒你，老杨！你作为一名市里的中层领导干部，也千万不能有违法的念头。你这样做会害人害己！”
我把跟梁佩芬说的那些话，跟杨罗亭重复了一遍，而且比那次说得更义正词严，不给他一点点幻想的余地。
我觉得我已经把话说透说死。我不得不拧了一把热毛巾，不断地擦嘴巴。因为我已经说得口干舌燥，说得口吐白沫。可是，我刀枪不入的防身绝招，曾经吓退过多少女犯家属的肃杀冷面，在杨罗亭面前一点也不能奏效。他死皮赖脸、反反复复说着那些话，甚至话中带有隐隐的威胁：如果你章彬彬不肯帮这个忙，不仅是一个梁佩芬没有活路，他和他小女儿都活不下去。老泰山已经先走一步了，老岳母重病卧床，奄奄一息，眼看要家破人亡，作为梁佩芬的好朋友，你章彬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不断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我说，都快十点了，我去招待所给你们安排个住宿吧。杨罗亭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自己开了车来。我又说，把婷婷饿坏了吧，我来给婷婷弄点吃的？杨罗亭说，她不饿。她就是要妈妈！这孩子太懂事了，想妈妈想得不吃不喝！
我其实是一次一次下逐客令，杨罗亭就是赖着不肯走。突然，婷婷大声哭起来，大声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我搬出许多柑橘、苹果、饼干，叫婷婷吃。婷婷瞅也不瞅，只一个劲哭叫：“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我有些怀疑，杨罗亭利用孩子玩“苦肉计”，可是，我总不能对一个可爱可怜的孩子发火呀！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把孩子害苦了！我心里酸酸的，喉头哽咽着，就大声干咳起来—不是预先和任思嘉约好的假咳，而是像患了咽喉炎的真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咳嗽声很有穿透力，在里间辅导小黛做功课的任思嘉立时就应声走了出来。
“哟，是杨主任呀！”任思嘉单刀直入地问道：“找我们大队长有何贵干？”
“噢，噢！中队长，你好！章彬彬和我们家是老朋友，我顺便来看看她！”杨罗亭肯定非常意外，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任思嘉板着脸下了逐客令：“杨主任，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回得去？要不要我们去招待所给你安排个房间？”
杨罗亭的脸也就黑下来，说：“不，不！我有车，我这就回市里去。”
杨罗亭当然明白，有任思嘉在场，他的戏没法唱下去。
杨罗亭走后，我如释重负：“小任呀，你真是我的大救星，那家伙死皮赖脸的不肯走，我干着急，没招了。”
任思嘉说：“杨罗亭这家伙是有些无赖，不过，梁佩芬这一大家子也真够呛！”
洪月娥——
我撕开“剑南春”精美的包装纸盒，拎出像小手榴弹一样大小的酒瓶，再揿亮打火机，在瓶盖上烧了一圈，使劲一拧，金黄色的金属瓶盖旋了下来。一仰脖子，咕噜咕噜，一股又香又辣火不像火水不像水的玩艺儿在我嘴里打个转儿，渗入喉管，流入食道，直奔肠胃，五脏六肺便扑扑腾腾地燃烧起来。嗬，喝酒，特别是喝美酒真棒，真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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