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看，这是什么？”
我心里一阵欢叫，脸上却冷冰冰的：“好啊，朱亦龙，我还没有想好呢，你怎么把人家房子钥匙拿来？想把我往火坑推怎么的？”
那天杨罗亭带我们参观过他那三房二厅的单元房，要掏钥匙给我，我死活不敢要。我害怕，说不定我一脚跨进这套新房，另一只脚也就迈进牢房了。谁知朱亦龙这只贪心的狼，没有我的同意，竟敢把房子钥匙要了来。
朱亦龙把拴钥匙的小铁环套在食指上，打了个旋转，发出叮叮铃铃好听的声音。他说：“我也不想要那房子，可是杨罗亭那×样的一再要塞给我，你叫我咋办？”
他说着就把一大串钥匙扔在桌子上。几十把钥匙在桌子上堆成一座金山银山，光芒四射，让我看花了眼。
我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你要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自己都听出来，我的拒绝是一种虚情假意，软不邋遢的毫无力量。
朱亦龙满脸都是无赖的笑。他说：“有啥屁好想的。我当大队长那会儿，要哪个罪犯死，要哪个罪犯活，全凭我一句话，给梁佩芬办个保外就医，还有啥难的？”
“是啊，你当大队长的时候，多威风！所有女犯都成了你的老婆，想×谁就×谁！”我气恨恨地呛他一句。
“啊哈，洪月娥！”朱亦龙一点不害臊，嘻皮笑脸争辩道，“可不准你诬蔑革命领导干部呀！我当大队长时，究竟×了谁？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别闹了！别闹了！”我正儿八经说：“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当大队长那是啥年头？那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天下大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今是啥年头，如今是法制社会。你说我这大队长有多少发言权？”
朱亦龙说：“再没权，给梁佩芬弄张疾病证明条，总不至于弄不到！”
我说：“如果露馅呢，我这个大队长立马就成罪犯，你想到吗？”
“行行行！我不为难你。不过我劝你还是再想想，你实在不想要，我可要把钥匙送还人家了。”
朱亦龙话说得很软，脸上的表情却很硬。他那有棱有角的四方脸，硬得像块花岗岩。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那意思是说，要不要由你，可是，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店了。
我心里立时就犯了嘀咕：要说那房子吧，二厅，二卫，三个大房间，我能不想要吗？不，我做梦都想死了！想想自己这大半辈子，在清水潭劳改农场，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现在在清水潭女监，住的是一间一厅的“鸽子笼”，我能不想在城里有一个安乐窝？我当了大半辈子监狱警察，整天看到女犯们在我跟前点头哈腰，看到女犯们在我目光下战抖，我还以为自己人五人六的算得上个人物，活得有滋有味！那天夜里，杨罗亭带着我们在城外新区转了一大圈，看了那么多漂亮的房子，什么“乡长街”、“局长街”，还有啥“常委花园”，我却是天狗望月，连边边都沾不上啊！我心里就像糅进一大把酸菜干，几天几夜都是酸不叽叽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咳，我这大半辈子真是白活了。都是爹生娘养的嘛，为啥人家总是吃饱撑死，我要干死累活，你说我这辈子冤不冤？
我再次向那一堆金光闪闪的钥匙瞟了一眼，想抓过来把玩把玩。这时候门外有人轻轻敲门，我听出是章彬彬。天呀，这娘们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来，可把我吓坏了，我把那串钥匙往抽屉里一扔，又向朱亦龙递个眼神，蹒跚着去开门。
章彬彬——
关飞鸾在《大墙内外》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是在姐妹们唧唧喳喳议论了一阵子之后才知道的。那天傍晚我走进三中队办公室，王莹兴冲冲对我说：“章副，你上报刊了！”董雪也讨好地补充一句：“瞧，还是头条！”
她们把一本《大墙内外》递到我手上。我溜了一眼大标题，文章却没有细看。因为当时快要下班，我对这类事不感兴趣。吃过晚饭，安排小黛去做功课，我才有空儿把关飞鸾的文章细读一遍。这一读，我就叫苦不迭：坏了，坏了！关飞鸾怎么会弄出这么一篇文章？当然，事是有那么回事，关飞鸾也写得很朴素，很实在，没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对我绝对不适合，甚至是帮倒忙。第一，我向来喜欢默默无闻，做了点事情都记在大队长名下，决不愿张扬，更不愿抢风头。所以十多年来，我这个做副手的，和洪月娥总是相安无事。第二，关飞鸾在文章中显然把我的头衔弄错了。在日常生活中，女犯左一个章大队长右一个章大队长地叫，那是无关大局的。因为地方上的习惯也是如此。官员们忌讳“副”字。比如李副县长，人们都称之为“李县长”；张副书记，人们都称之为“张书记”。没有人会一丝不苟又不厌其烦地叫“李副县长”和“张副书记”的。可是，要是上报刊和上文件，那就非得清清楚楚写上全称不可；若是有丁点差池，那就有犯上和僭越的嫌疑。现在，关飞鸾在文章中口口声声叫我“章大队长”，真正的大队长洪月娥会怎么想？
糟了，糟了！我愈看关飞鸾的文章愈觉得不对劲儿。我必须当面向洪月娥解释。十多年来，我们都配合得很好，心无芥蒂，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这么想着，我就带着那本《大墙内外》去找洪月娥。
我笃笃笃敲响洪月娥的房门。洪月娥磨蹭一会儿，才把门打开。一步跨进门去，我立时愣住。原来小客厅里坐着兴隆鞋业公司的余科长。这家伙最近经常在洪月娥家过夜，我应该避避嫌的，怎么一时竟没有想到？
“对不起！对不起！洪队！”我连声道歉，还做出抽身撤退的样子，“呵，呵，我不知道你家有客，我改天再来吧！”无须尴尬的倒比应该尴尬的更加尴尬。
但我感到尴尬完全出自内心。对洪月娥和余科长的来往，太无顾忌，太过张扬，我私下虽然有点不以为然，可我真心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洪月娥脸上有些潮红，说：“是兴隆公司的余科长嘛，老熟人了，他来谈谈生产上的事，一起坐坐吧！”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说些感谢余科长对我们大队生产的支持之类的客气话。
“没啥，没啥，咱们是合作伙伴嘛！”余科长嘴上叼一支烟，大大咧咧说，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
我们五大队生产上的一切事务都归洪月娥管，过去余科长也只跟洪月娥打交道。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跟余科长坐在一起，第一次认真打量了他一眼。忽然，我觉得他很有几分眼熟。他很像我见过的一位熟人。可是，像谁？在哪见过？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我打量余科长的时候，余科长也好奇地打量我，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像牛眼一样暴突，又有些色迷迷的，哦，像不像洪月娥的前夫朱亦龙？天呀，我亲眼看见他被一枪崩了，怎么还能活到今天？撞鬼！撞鬼！真是大白天撞着鬼！我一惊非小，手心攥出一把冷汗，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跟余科长胡吹瞎扯了一会儿，心里又暗暗地想：不像不像，一点儿也不像！朱亦龙是本地人，余科长说一口纯正的东北话；朱亦龙长得五官清爽，余科长脸上有一道伤疤；朱亦龙一身精瘦，黑不溜秋，余科长白白胖胖，肚子腆腆的，已经有点发福
我跟余科长能说的话相当有限，东拉西扯一会儿，肚里的客套话也倒光了，就把那本《大墙内外》递给洪月娥。我说：“洪队，你看过关飞鸾这篇文章没有？”
洪月娥淡淡地说：“我哪有闲工夫呀，只草草溜了一遍。”
我说：“这事我事前可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关飞鸾写了那么一篇周记，任思嘉觉得有点意思，就把它寄出去了，想不到很快发表出来。看看，关飞鸾不懂规矩，把我的职务也搞错了，一连好几个地方都称我做大队长，弄得我很尴尬”
洪月娥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说：“这个关飞鸾真是的！我算什么呀！就算做了点好事，也是我的本分，也是在你大队长领导下做的，要宣传就宣传咱们五大队集体，把我写成那样，真不好意思。”
洪月娥又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过去了解的洪月娥总是肚量很大，我想也不至于把这种芝麻小事搁心里去。她既然一个劲说没关系，我想也是没关系，这事点到为止，我不便久留。
我起身告辞时，余科长也礼节性地站起来。我又飞快瞥了他一眼。嘿，这家伙长得真像朱亦龙！当然，他绝不可能是朱亦龙！
洪月娥——
章彬彬一走，我关上门，就指着朱亦龙的额头说：“哎哟哟，你这死鬼，也不躲一躲！”
“躲？往哪儿躲呀？”
“厕所、厨房、里间，都能躲的。可你就那么大模大样在这里坐着。”
“我又不是贼，我躲啥？躲！我早想过，我要跟你们女监合作下去，总有一天会面对面跟章彬彬碰面。我不怕，我谅她认不出我。”
“我不放心。章彬彬也许有点起疑了，她看你的目光有点怪怪的。”
“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她认不出我。你想想，你是我老婆，我跟你打了多久的交道，你能认出我？”
我说：“那是，那是。”
“唉！”朱亦龙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说：“你看，一晃，二十年过去啦！二十年哪，就是一块好钢，也早锈成一堆铁渣了；那一枪虽然没有把我毙了，可这二十年时光，早把我变老了，变丑了，清水潭有谁能认出我朱亦龙！”
我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朱亦龙：这家伙和二十多年前真是换了个人！“嗯，嗯，也是！也是！”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回肚里去。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串房门钥匙，掂在手里叮当作响，闪闪发光，心里又高兴得一阵狂跳。
朱亦龙说：“怎么样？大队长，收下来吧？”
我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心里翻江倒海斗争着，就到厨房里拎出一瓶剑南春，端出一盘花生米：“来来来，我们来喝一杯！”
朱亦龙那狗日的，今天却摆起臭架子。他头勾勾地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吸烟，闷声不响。
我说：“来呀，灌一杯猫尿再说话。”
我摸透了朱亦龙的脾性。烟是他的气，酒是他的血，女人是他的命。他常说，酒色酒色，有酒才有色，有酒才能办事。他总是先喝个半醉不醉的，接着才干那个事。可是，今天他却怪了，我正要给他斟酒，他却懒洋洋站起来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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