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他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姓江的文书面前，指着我们两个说：“你把他们的结婚登记手续给办了。”
在公社时代，一个文书，可不是连队里的“上士”级兵头将尾，而是书记不在可以代行书记职权的“大干部”。江文书当然是公事公办，伸手就向我们要结婚介绍信。黄书记笑了起来：“这结婚介绍信，是应该你开的呀，你怎么反倒问她要了？何况有我亲自带来，还要什么介绍信哪！”
黄书记的意思，是娟的介绍信就不用了，反正是本公社的人，谁都了解，何况有他在场，比介绍信还硬；江文书却错领会了意思，以为有书记担保，连我的介绍信也不用看了。因此立刻拿出大红结婚证书来，问了问我们的出生年月日，就把结婚证书递给了我们。连“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之类的官话也没说。我说了声“谢谢”，娟取出一包糖来放在他办公桌上，就拉着我赶紧“逃跑”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不赶紧逃，是要四面被包围，简直无法脱身的。
拿到了结婚登记证，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新郎新娘应该挨家挨户去分喜糖的。但是娟没让我出面，而是全权委托他母亲去办。她看看我带回来的喜糖数量不多，根本不够分的，又到百货店买了十斤一袋的两袋本地产水果糖，然后把我带回来的好糖和这些糖用一个大笸箩搀和在一起，这才打发她母亲出去分喜糖了。
喜糖一分，等于登出了结婚启示，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了。于是就有娟的女友们登门来送礼。大家这才醒悟到：楼家昨天进门的客人，原来就是他家的新女婿！可是人们明明看见昨天晚上娟是在家里睡觉的。丈夫不远万里从北京赶回来，两口子居然不在一起睡觉，在当地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更加不可思议的，还是这个新女婿的身份。因为据娟的介绍，我是个在北京某农场工作的缙云本地人，可是看我戴着眼镜儿，文质彬彬，显得挺有学问的，特别是伸出手来，红润而柔软，绝不像是干农业活儿的人，因此有人猜是下放干部的，有人猜是故意保密的，还有人猜是娟上北京告状的时候认识的。总之，我在新建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神秘人物了。
中午刚过，我的大姐、大姐夫、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媳妇儿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一行七人，按照当地风俗，用青麻布口袋挑着大馒头，作为男方的客人到新建来贺喜来了。我母亲没一起来，因为她自从老年性白内障手术以后，老眼昏花，行动不便，我与姐夫商量好了，等我们婚后，再到壶镇去接她。
尽管我们不想为婚事大操大办，但是客人登门，一杯水酒，还是应该招待的。此外，据说娟被下放处理之后，丈母娘曾经对天许愿，如果女儿有了出头之日，要以生猪生羊和大红金鸡对天还愿，如今“四人帮”被打倒，女儿于归，虽然冤案未曾平反，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也要提前还愿，以了心愿。为此，家里宰了一头大肥猪，又到市上买了一头羊，禽类本来就归食品站卖，娟带我到食品站去看，发现铁丝鸡笼里有一只收购来的大红公鸡，站起来，那脑袋能有我胸口高，估计至少有十斤重。我就要求把它买下来。一过秤，居然有十二斤多。自己人，就按十二斤的整数付钱买下来了。正在这时候，水库又送鱼来了。我看见有一条白鲢，足有一米五长，一过秤，整整十八斤，也买了下来。
下午四点，院子里点上了香烛，供着去了毛的生猪生羊和大公鸡，全家人都来对天磕头。我没有磕头的习惯，就作了三个揖，算是感谢老天爷的“天作之合”吧。
据说农村人请客，最难请的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只有娟这次请客，却与众不同，只要打个招呼，不但统统都来，还带上好几个因公出差到公社来的县里干部。别以为人家是吃“蹭饭”来了，要知道，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一般的人家办喜事，县里来的“大干部”是绝不肯光临的。娟的二妹夫是大队长，交游广阔，善于辞令，请他负责接待客人；四妹夫是大队支书，在部队就当的是炊事员，善于烹饪，就系上了围裙亲自下厨掌勺。席上有公社书记坐镇，村干部们虽然嘻嘻哈哈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却不像平时那样大喊大叫的，显得文雅多了。
我悄悄儿问娟：怎么没通知我们的大媒人徐子玲，才知道她已经调到景宁县她丈夫那里去了。
一连热闹了好几天，大姐一家，也回壶镇去了。我正准备过几天带着娟到壶镇去看望母亲，忽然接到同仁的女婿从城里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是我母亲摔坏了腿，现在他家里，要我赶紧去接。这可真是事出非常。怎么办呢，与老丈人一商量，只好推上家里的一辆双轮车，铺上一床毯子，到县里把母亲拉回来再说。
从新建到县城三十里路，我的腿脚还算利索，走快点儿，用不了三个小时就到了。到了何家，见到了母亲，才知道她急于想见到儿媳妇，不听大姐和大姐夫的劝告，一定要独自一人到新建来。按照她的想法，有姐夫在壶镇送她上车，到了县里，再买张到新建的车票，只不过转一下车，反正都是熟极了的路，绝不会出问题的。姐夫拗她不过，只好由她。上车的时候，居然连根拐杖都没带。到了县里，买了到新建的车票，如果老老实实地坐在候车室里等，是不会有问题的，可她一看时间还早，仗着路熟，想去看看抗战期间我们的老房东王师母，就一个人从南门汽车站走了两里多路到了东门王家，一路上转弯抹角，过桥上坡，倒是平平安安的，没出什么事儿，而是见到了王师母以后，从王师母家出来，在大门口一面辞行一面走路，把两步台阶当作一步迈，踩空了一脚，就跌倒了。不过当时站了起来还能走，所以也没放在心上。等走到县前街，就觉得疼得钻心，迈不开步了，这才不得已就近摸到了何家。何同仁正在学习班学习，由他女婿扶了进去，先给她贴了一张止痛膏药，这才打电话通知我。
老人怕跌，我母亲双目视力不好，根本就不应该独自一人行动，可她思念儿媳心切，又是个固执的老人，如今跌伤了，除了赶紧把她拉到新建医治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新建，据医生检查，倒是没有骨折，贴了几张膏药，伤好了，腿却瘸了。从此一直到死，走路都离不开拐杖。
就为母亲腿脚受伤，婚后我没到壶镇去过。直到我的假期满了，也只好把母亲留给娟再照顾几天，然后把她送回壶镇去。
第九章 缙云有的是笔杆子
按照预定的计划，婚后我和娟应该先到姐夫家里去看望母亲，然后一起到黄岩去看望金喇叭两口子。如今母亲大腿摔伤，正在医疗阶段，加上天又下雪，公路不通车，只好“一动不如一静”，在家里呆着，继续修改润饰我的《括苍山恩仇记》。
这期间，食品站的书记、公社的书记，因为都是娟的好朋友，对他们都不保密，把我写的小说分头都给他们看过了。此外还有几个在我们婚前就看过这部小说前两卷的老先生，他们一致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县里一定用得着，何况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我这样的人大有用武之地。因此他们都建议我直接去找县委书记谈谈，想办法调回缙云来，一方面夫妻团聚，一方面也为缙云办点儿实事。
这当然是我所希望的。能够由县里安排工作，怎不比回来务农强？与娟商量的结果，她也认为不妨一试。
可是路上结冰，汽车不通，娟又不会骑自行车，而我假期届满，不能再拖，不得已，只能陪着娟步行进城，一试命运。从新建到县城，走公路是三十里，走小路反倒近四五里，也不过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了。
到了县里，先去找派出所所长，因为他原来是新建公社的干部，跟娟比较熟识。在他家里吃过中饭，再由他夫人陪同，趁中午下班的时间，到县委书记家里去登门拜访。
这个县委书记也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台的，并不是缙云本地人，“文革”期间因为是“红联总”头头挨过整，更主要的是与娟同派，彼此能说得上话。他住在被当地人称为“官厅”的县委宿舍楼内，房内的布置摆设倒很朴素。娟先告知自己已经结婚的喜讯，送上一包喜糖，然后介绍我与书记认识。我着重谈自己原来是国家语委的干部，曾经在《光明日报》和文字改革出版社当过编辑，近来在写一部以缙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为了便于深入生活，广泛搜集创作素材，我希望能够回到缙云来当一名文化馆馆员，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希望能够得到县委的支持与帮助，等等。
他沉吟良久，这才不置可否地说：刚刚打倒“四人帮”，县委主要抓的是拨乱反正方面的工作，关于文化馆是不是需要笔杆子，他不大清楚，再说，他也不能直接插手，因此建议我到文化局去问问看。只要文化局需要，编制上也还有名额，他个人一定支持，至少可以建议组织部考虑。
我知道他的话一半儿是实情，一半儿是官话。关键是彼此了解不够，关系也不铁。不过有他这样一句话，到文化局问问看，总也是一条路子。于是我们告别了县委书记，直奔县府大院儿。
县政府与县委同在一个大院儿里，共用一座四层的办公楼。所谓的文化局，不过是三楼的一间房间，一共不过三四个人。局长姓陈，缙云本地人，原来是县医院的书记，因为文教卫生是一个系统，早先只设一个局，后来才分开的。
陈局长说话比县委书记痛快得多，他说：缙云县有的是笔杆子，县文化馆、县报道组，都不缺人，倒是县剧团缺一个作曲的，如果我会作曲，他可以考虑安排。
我心里也明白，就凭我自己说会写小说，是没有用的。尽管我带着厚厚的一摞稿子，但是稿子不值钱，他也不可能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厚厚一部妙笔生花的原稿，绝不如一部狗屁不通的小册子更能够唬人。缙云人文化底蕴深厚，尽管至今还不见有一部传世之作问世，但我相信从事于写作的人一定不少，他作为文化局局长，看见过的原稿，估计也不在少数，难怪他要说“缙云县有的是笔杆子”了。我也知道，我的稿子还没有印成书，今天来找他要求安置工作，是太早了点儿。不过我也明白，一旦我的五卷一百八十万字小说出版，我大概也不会回到缙云县文化馆来当个馆员了。
至于作曲，我虽然也学过，而且也有不少作品，但那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不是我的强项。何况缙云剧团演出的是婺剧，而对于婺剧，我简直是一窍不通，这个差使，我干不了。──后来县剧团果然调来一个编剧兼作曲，叫丁予炎，义乌市人。他曾经把我的《括苍山恩仇记》前二卷改编为婺剧《天国恨》，并由他自己作曲。但是剧团缺乏经费，没钱做服装道具，尽管剧本都通过了，也列入排演计划了，却始终无法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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