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相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看似与金三角无关，然而历史表明，它对金三角乃至整个世界禁毒运动都将产生举足轻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北京政府仅用三四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性地完成了禁毒壮举，中国大陆不再有罂粟遍地烟祸横行的景象。中国政府为全世界作出一个榜样。中国禁毒成功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地的消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毒贩坐以待毙，市场供需杠杆就是靠利润刺激生产，毒品暴利给不法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可以转移，可以开辟，只要有人吸毒，毒品就会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
我们看到，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是国民党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反攻大陆的军事桥头堡不复存在，政治意识淡化，金三角鸦片种植业立即开始兴旺，并以迅猛势头增长，产量也像滚雪球一样成倍上升。六十年代突破一百吨，1970年突破一千吨，不到十年产量翻了十番。到八十年代更是不可遏制，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二千吨，令全球震惊。后来这一纪录屡屡刷新，九十年代金三角鸦片终于突破二千五百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
与这一组数字相对应的是，世界吸毒人数直线攀升，九十年代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全球吸毒人口约为三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人之中有一人吸毒，其中百分之六十六为青少年。1994年，全球毒品走私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达到四千亿美元！
对我来说，上述数字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线。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恰恰六十年代是一条分界线？五十年代国民党残军兴旺时期，金三角毒品处于休眠状态，政治对于毒品生产有抑制作用吗？或者说，五十年代播种，六十年代开花，七八十年代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么？1961年，国民党残军的没落直接导致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兴旺，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我将目光投向云遮雾罩的亚洲南部金三角，在那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无数巨大的问号像漂浮的冰山一角，它们将真面目隐藏于水下，隐藏在历史暗河的深处，只露出八分之一的山峰，若隐若现地向我迎面驶来。
2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舟是个诗人，说“泰国朋友”不十分准确，主要是不够亲切，因为很多年前他同我一样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后来去了金三角，参加过缅共，打过仗，吃过很多苦。再后来他辗转到了塘窝，娶了当地一位汉族姑娘为妻。姑娘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文焕将军的妹夫，原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古少卿将军。
刘舟是个执著的汉语诗人，性格十分豪放，泰语至今说不好，汉语诗却写得激情澎湃。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其中部分在国内刊物发表。他这样吟唱道：历史的长河呜咽流逝＼暗淡的岁月不再重返＼普天下炎黄华胄＼携起我们森林般的巨手＼重铸黄魂九鼎＼
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热爱诗歌？为什么痴情不改，一往情深？”
我说：“理想主义？爱情至上？或者生活优越，低吟浅唱？”
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告诉你，你受过刑吗？或者中枪伤而没有麻醉药，所以你就得拼命地吼叫，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说：“这是诗吗？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在缅北流浪那阵，我正在孟博打仗，为生存而战。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被压迫得变形，这时候我想到写诗。”
我反驳说：“你岳父，还有段希文李文焕他们打了一辈子仗，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们写诗吗？”
他叹口气说：“其实他们都写诗，只不过各人方式不同。你看那些将军身后墓碑上，哪个没有留下无限感叹，那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对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他们不是用手中的枪写诗么？我说：“你岳父他们在金三角打仗究竟为什么？为信仰，理想，还是权力、金钱，或者干脆是毒品？”
诗人陷入沉思，最后悲观地摇摇头说：“我认为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
无独有偶，我有幸采访和认识的许多老军人：雷雨田、杨绍甲、李崇文、丰顺禧、梁中英、黄科、马鹿塘和孟萨郊外的那些老人，他们都无一例外表情庄重地使用这个词：活着。事实上活着是胜利，谁活在最后，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虽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忆那个艰难岁月说：“后来无路可走，好像降临在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来。”
我说：“你们怎么选择美斯乐？是偶然，还是必然？”
老人想想回答说：“都算吧。”
我以同样问题询问杨绍甲将军，我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塘窝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根据地？”他苦笑说：“因为走不动了。”
另一位梁中英将军则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疤，干脆地说：“都是命，死了是命，活着也是命。遇见什么人，跟谁走，那都是命！”
3
公元1961年雨季说来就来。
仿佛旱季还在逞凶，凶恶的阳光将大地炙烤得没有一丝水分，积起厚厚粉尘。没有风，那些细小的尘埃随着热气流上升，远处空气看上去仿佛融化的玻璃一样发出阵阵颤动。人们躲在屋檐下，水牛把庞大的身躯浸泡在河沟里，狗们趴在树下伸舌头。到了下午，空气变得滞重起来，太阳好像抽筋一样突然散了神，变得有气无力，空气里明明白白地渗进来许多水分，变得浓稠黏滞，于是人和牲口都一齐张大嘴巴，像沙滩上的鱼一样徒劳地张合，好像他们都用腮而不是肺呼吸。
这时候雨季就像一头阴险的鳄鱼一样扑上来。
长长的闪电像鞭子凶猛地抽击大地，猛烈的炸雷由远及近，发出骇人的巨大撞击声，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台风横冲直撞，将海平面挤压变形，将海水变成几十米高的波峰浪谷，然后驱赶它们浩浩荡荡地冲上陆地来。城市和村庄被冲毁，树木、行人和房屋被卷走，台风还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封建暴君，到处攻城略地，把蓄满水分的积雨云团源源不断地赶往大陆深处，将山林覆盖，河沟注满，淹没低地，冲毁山坡，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将山川大地变成一片汪洋泽国。
这一年全世界都笼罩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可怕阴影之中。中国后来宣布发生百年不遇的灾害，饥荒在全国蔓延，时间持续三年，死亡人数未见公布。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军长段希文骑在马上，沿着泥泞的山道艰难前行。
大雨如注，山谷仿佛变成一座昏暗的牢房，低矮的云层挤压树梢，疲惫的队伍像蜗牛一样在崎岖的山道上缓慢移动，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疑问的表情。段希文忧郁地望望天空，心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军从猫儿河谷紧急撤退，之后一度进行战略大转移，先是根据台湾命令渡过湄公河，试图像当年占领金三角那样在老挝北部重建根据地。谁知这回是美国人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老挝内乱，白宫直接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不得已，命令柳元麟撤军。第一、二、四军服从命令，经由泰国空运撤台，第三、五两军再次联合抗命，宣布就地独立。
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台湾不承认，取消番号，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这支连国籍也没有的汉人队伍只好变成土匪。
老挝政府宣布非法入境的汉人军队为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军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拦截，第三、五军在老挝军队打击下不得不落荒而逃。早有准备的缅甸军队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痛打落水狗的大好机会，他们一路围追堵截乘胜追击。时光流转，此残军非彼残军也，第五军痛失根据地，流离失所，又经历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变成丧家之犬。好比从前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一旦受伤落魄，它的敌人包括那些最胆小的豺狗都会猛扑上来撕碎它。为了不被敌人消灭，他们只好不停地行军转移，冒着大雨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雨季提前来临，交通中断，到处洪水爆发，官兵士气低落，伤员病号剧增，开小差溜号甚至集体逃亡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成了这支不幸队伍的敌人。
段希文看着队伍从他面前经过。这是一些他曾经熟悉的灰暗面孔，他们都是云南人，家乡子弟兵，经过岁月流逝，这些人拖儿带女，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一个妇女从他面前走过，她是军人家属，怀里婴儿大声啼哭，母亲却没有奶汁，还有两个跟在后面的大孩子累极了，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走。母亲打了孩子又打自己，结果大人孩子哭成一团。将军看得心酸，险些掉下眼泪，他把坐骑让给孩子，自己随队伍步行。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以来，这支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年轻人长出胡子，中年人进入老年，单身汉变成拖儿带女的丈夫和父亲。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支行军打仗的队伍里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已经消亡，台湾不再是靠山，他们没有合法国籍，没有目标，没有精神向往和追求，甚至没有番号，他们失去一切，沦为一个流浪部落，一支类似被迫迁徙的吉普赛人队伍。他们背负着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像蜗牛，到处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生存之地。他们身上惟一可供辨识的标记，那就是他们说汉话，是一群汉人，根在中国，与金三角毗邻那个伟大民族共同拥有一个血脉相连的炎黄祖先。
参谋长雷雨田和钱运周在前面焦急地等他。钱运周不愿追随柳元麟撤台，遂投奔段希文，因他在猫儿河谷通风报信有功，被任命为情报处长。他们低声通报，副军长兼前卫师长曾将军病危，曾将军在战斗中腿部受伤，按说枪伤并不致命，谁知队伍天天行军，天降大雨，结果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
曾将军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军医正向他嘴里喂稀释过的鸦片水。山风鼓号着从帐篷破洞里灌进来，帆布开裂，滴滴嗒嗒往下漏雨水。曾将军家属都留在大陆，关山阻隔，音讯杳无，剩下这个孤独无助的老军人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段希文问军医：“……还有针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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