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向当地人介绍我是作家，他为我工作，言语间流露出自豪，让人觉得我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一段时间，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替我介绍采访对象，安排日程、行程和车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很像我的秘书。他似乎特别乐意这份秘书工作，很殷勤，也很卖力，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他替我付的车费，价钱至少是当地市价的两倍。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我很快便弄明白，凡他经手的开销，价格均居高不下，我虽然不是生意人，但是我也能猜到他从中做了什么手脚。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对此继续装聋作哑蒙在鼓里，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愿意在关键时刻影响采访工作。
小米天生具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气质，我从没有见过他的口袋里装过一分钱，连上厕所都要我替他付小费。他似乎随时都处在一种赤贫的恐慌状态中。他受雇于我大约一周之后就开始向我借钱，每次他向我开口借钱都显得心神不宁，脸色潮红，喘着粗气，仿佛借不到钱立刻就会去自杀。我吓了一跳，显然慑服于他这种危险情绪，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所以常满足他的要求。钱一到手他立刻飞奔而去，一眨眼工夫就不见踪影，可是等我再见到他，他又一贫如洗，一文不名。我不明白他把钱都拿去干什么了。如是者三，我终于忍无可忍，警告他说：“再这样下去，你我都不用回曼谷了。”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警告，可能在他看来，被称做“作家”的人应该有花不完的钱，就像商人有做不完的生意，于是他就开始把目光转向我的采访包。
前面说过，我的护照和钱币都装在采访包里，我看见他的目光老是随着采访包打转，心里就加倍警觉起来。有一天他在我的住处睡觉，我送老知青杨飞出门，采访包就放在写字台上。刚走出大门，一种本能，或者说不祥之兆使我蓦然一惊，意识到可能会出事，连忙奔回房间，我看见床上已经没有这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他俯在写字台前装作整理头发，而采访包的拉链已经被打开。
不管怎么说，只要金三角采访顺利进行，只要努力工作，这种暗中进行的勾心斗角都属于茶杯里的风波，我们大方向一致。猫儿河谷回来，听见满星叠发生枪战的消息，我决定前往采访，本来这是他的分内工作，他还可以如法炮制从车旅费饭钱中赚一笔，没想遭到他断然的拒绝。
“我不去！”他一反常态地摇着头，脸色惊恐，大声反对道：“那个地方很危险，决不能去。”我企图说服他，我听说他小时候曾在满星叠外围的回棚生活过，对那一带很熟悉。我说：“你得去，这是工作，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不不，我不去。”我看见他眼睛里闪烁一种恐惧的光，头摇得像拨浪鼓。他几乎哀求地说：“大哥，你饶我一回吧……你去任何地方都成，那个地方我真的不能去……决不能去！”
我看小米可怜巴巴的样子，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肯去。我想他毕竟只有十九岁，还是个大孩子，并且已经快要哭出声了，所以只好无奈地放弃说服他的努力。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拒绝工作，而在别的时候，他的表现还算不错。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否则一个雇员没有理由让雇主难堪。
后来我从钱大宇那里果然听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故事，我立刻原谅了小米。因为这个悲惨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就是小米父亲，当然还包括小米和他的家人。
3
钱大宇说，考科考牙之战结束，汉人自卫队也就是前国民党残军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元老派人物雷雨田、李文焕年事已高，不能亲临前线打仗，他们执行一条亲政府的和平路线，事事隐忍，对政府百依百顺，引起以钱运周、杨维刚、米增田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强烈不满。他对我说这番话是在从考科考牙山返回美斯乐的途中，当时他抽起一支烟，眼睛里布满阴云。
我插嘴说：“是不是因为少壮派打了胜仗居功骄傲，权力野心膨胀？”
钱大宇摇头回答：“他们是为全体汉人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
我没有说话，听他继续往下讲。
这年雨季刚过，有风声从山下传来，政府要追究汉人自卫队谋反罪，因为他们在考科考牙拒不服从命令，公然打死政府军营长和多名官兵。在军队，谋反是一等死罪，如果指控罪名成立，米增田等人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然后上绞刑架。很显然，这是上次阴谋的延续，许多人认为政府必欲置汉人自卫队于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外界压力加速内部分化。少壮派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在是否发动兵变和武力对抗这两个重大问题上看法分歧。武力对抗意味着和平终结，重开战事，兵变则意味着内部分裂，自相残杀，因为这个决定过于重大，每个阴谋分子都能体会到它沉甸甸的分量。
当其时，自卫队名义上尚有两千余人，钱运周是参谋长，控制其中将近一半部队。团长米增田对政府军耿耿于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是激进的反政府派，主张马上兵变，理由是雷公公（雷雨田）一味顺从政府，尽让汉人吃哑巴亏。趁有枪在手赶快造反，重新进山打游击。
师长杨维刚也站在米团长一边。他愤怒宣告：“我们堂堂中国人，怎受泰国人的欺负？在金三角，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些政府军能打什么仗，还不是靠了我们弟兄卖命。可是这些龟孙子反过来倒咬一口，那么多弟兄死得不明不白，他们在地下能闭眼吗？你们再看看张家军多风光，他们能干大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干？”
两人眼睛都望着钱运周。三人之中，米增田年纪最轻，三十出头，师长杨维刚不到四十岁，就是老资格的钱运周也不过六十岁。钱运周是少壮派的旗帜，主心骨，大家都等待钱运周拿主意。杨师长还鼓动说：“参谋长，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兵变就兵变！要是雷雨田不同意，就把老东西干掉！”
这是决定金三角命运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我关心的问题是，既然和平来之不易，再起战争岂不断送数十万汉人难民的和平前途，把他们再次推入战争血泊之中？这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钱运周们的动机大可怀疑的是，他们再起烽烟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满足自己的野心，争权夺利，为一己谋私？
据说当时钱运周久不说话。这不是优柔寡断，钱运周是个有魄力的指挥官，而是这个问题实在事关重大，关系金三角战争与和平的大局。如果依了军官的主张，发动兵变，包围总指挥部，逼迫雷雨田辞职，然后改组自卫队，对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即使兵变不幸失败，将队伍拉走，反正枪杆子打天下，也不信打不出一条活路来。问题是多数人愿意打仗吗？钱运周想到自己身后的十多万汉人难民，他们愿意重新接受战争的残酷现实吗？
我对钱大宇说：“也许你父亲的全部悲剧，就因为他不仅仅是个军人对吗？”
钱大宇被我问住了，一路无言，直到汽车返回美斯乐旅店，他才闷闷不乐地对我说：“你说对了，他明知不能代表全体汉人的利益，因为战争要将金三角变成一片焦土。可是他不能不选择打仗，因为他生来就是军人，手中有枪，血管里流动军人的血液，所以哪怕放下枪也不会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平民。”
我说：“我明白了，谢谢你。作为你父亲的儿子，能有这样反省态度真让我感动。你父亲反叛只是反叛一个平民时代的到来，反叛作为军人的自己。他们是金三角最后的军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们以自身毁灭换取和平的真正到来，这是金三角汉人难民从军人向平民的本质转变？就像凤凰涅般一样，至此，和平之花才在这片血沃的大地上真正开放？”
钱大宇把头扭向一边没有回答，他的脸被痛苦扭歪了。但是我相信他同意我的看法。
兵变就是战争，就是流血，就得人头落地，所以哪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得付惨重代价，包括许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历史上不乏政变兵变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就是民心所向。大多数人站在哪一边，同情或者支持哪一边，历史的天平往往就往哪一边无情倾斜。
另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机遇，是与必然性对应的偶然性。如果暗杀希特勒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可以提前结束么？成千上万生命不是可能得以挽救么？如果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取代毛泽东的阴谋实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庄严宣告会被推迟多少年或者干脆夭折呢？
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就像上帝的双手，都没有在关键时刻帮助钱运周成功。也就是说，历史的天平没有倒向反叛分子，尽管他们都是汉人自卫队中最优秀最勇敢的军官。总指挥雷雨田很快闻到一些风声，他毕竟是金三角的政界元老，成竹在胸，立刻调兵遣将严加防范。钱运周得知消息走漏，被迫仓促起事，打出兵变的旗号。不料自卫队官兵大多反对内讧，更不愿意重进深山老林打游击，他们都有老婆儿女，几十年吃尽打仗苦头，战争使他们流离失所血流成河，所以钱运周总共只号召了寥寥数十名响应者。这样一支小队伍，不要说与雷雨田作对，更不要说对付政府军的围剿，就是遇上土匪也难免被一口吃掉。
因为东窗事发，一时无路可去，就像当年著名的林彪事件，那样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仓惶之中也不知道该上哪里去，最后只好落得机毁人亡的可耻下场。米增田提出投靠张家军，向坤沙寻求庇护，因为坤沙受到政府军围剿打击，损失较大，张家军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汉人，都是前国民党职业军人，所以坤沙收留他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钱运周无计可施，被迫同意投奔坤沙。退一万步说，即使坤沙不肯容留他们，总不至于对他们翻脸，钱运周从前好歹还是张苏泉的长官，不看僧面看佛面。投靠坤沙成为这些阴谋败露的反叛分子的权宜之计。
他们连夜逃出美斯乐，经过交涉，对方一个军官同意让他们在满星叠外围一处地名叫回棚的山上暂住，何去何从等候坤沙决定。
4
许多人对我说，反叛者必死无疑。
说这些话的人显得支支吾吾，好像议论一件不该议论的事情。其实钱运周阴谋败露，危机并没有因此过去，金三角是个整体，战争与和平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所以金三角各方势力都围绕这个不安定因素而紧张活动起来。
前面说过，我与华人少年阿祥经过回棚时看见那里有个汉人村寨，门楣上都贴着传统的中国对联，但是仅仅几年前这里还是张家军的前哨阵地，筑有工事和地堡，而当年坤沙会见美国议员伍尔夫先生，向美国总统提出那个著名的毒品收购计划就在回棚山头上。我看见回棚除了这座幽静小村子，四周没有树林，有些低矮的灌木，其余都是光秃秃的红土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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