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年轻人当空军飞行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光复所在的空军部队在四川的时候，周志雯三次去找他。
但他俩最后因种种原因分手了。
光复后来同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
抗日战争中，光复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8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
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
抗战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9架，光复是8架半。
那时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重用，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后来国民党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
光复一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
刘源：听说抗战胜利后光复舅舅回过一次家。
家里人七嘴八舌围攻他：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扔炸弹？他说：“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扔炸弹。
”王光美：我国改革开放后，王士光去美国访问，兄弟俩在美国见了面。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光复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
光复作为抗日老战士的代表，坐在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
江泽民主席和他亲切握手。
这次他回国参加活动，是解放军空军接待的。
2005年9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胡锦涛主席的报告。
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的10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胡锦涛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不多介绍了。
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得最多的。
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
当时我父亲正好在伦敦，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
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
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一个女孩。
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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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革命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3)
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纪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
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
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
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
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
当时应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
他俩是1942年结婚的。
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
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
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
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
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
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他谈话。
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
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
”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
”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
我有4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
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
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
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
天津的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
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
后来光中就离婚了。
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
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
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
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办托儿所。
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
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
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
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
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是儿童医院的院长。
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
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
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
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
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
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
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
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
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
光正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党支部。
他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
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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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革命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1)
黄峥：光美同志，听说您是和宋平同志同一架飞机从北平去延安的。
宋平同志当时并不在北平军调部工作。
那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
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
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
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
翻译任务越来越少。
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
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
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
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部。
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
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
我到军调部后，组织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从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党联系。
因为军调部是公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绝对分开。
有一次我骑车在长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赶紧走开了。
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
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
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
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
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
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
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
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
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朵白云。
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
平时在城里不觉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
那个外国人这时开口说话了，要我坐下来，说你这样不安全。
这架小飞机就载着我们三个人，从北平飞到了延安。
由于互相之间不熟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宋平同志，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途经北平回延安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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