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
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
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
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
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
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
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
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
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
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确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
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
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
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
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也要让母亲带。
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
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
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
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
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恩来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
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
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
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
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
刘源：外婆后来年纪大了，就进中南海住在我们家，还是照顾我们几个孩子。
我们家是“重女轻男”，爸爸妈妈比较照顾女孩子，女孩住正房，男孩住偏房，女孩睡软床，男孩睡硬板床，所以外婆就对我偏爱点。
她有时用她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买个红领巾、球鞋什么的。
星期六放学回家，外婆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糖果或一块点心，但从不给我们钱，从不惯孩子。
只有到谁过生日了，才给谁5元钱。
但我们也都是把钱存起来，每人一个存折，放在外婆那里。
王光美：我母亲生了我们3男5女共8个孩子，就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
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个男孩，即光德、光琦、光超，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
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前面的3个哥哥，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
我母亲从来都是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
我们11个兄弟姐妹，只有二哥、三哥出国留过洋，而我母亲亲生的后面的8个男孩女孩都没有出国留学，可见我母亲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我的大哥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
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就完全瞎了。
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
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这个义务。
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
海哥人很聪明，记忆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他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
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一些钱，他就用来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
我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
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
他多才多艺，喜欢听收音机，跟着里面学唱京戏。
不幸，海哥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
我母亲十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感染。
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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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革命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2)
王槐青、董洁如和他们的子女。
后排左起：王光杰、王光琦、王光超；前排左起：王光复、王光中、王光和、王光美、王光平、王光正、王光英。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弟，讲究读书上进。
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
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
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
光琦年轻时高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
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爱。
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
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
胡家是四川的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意做得更大。
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
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
那时我们家已经没落，家里没什么钱了。
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是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分。
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比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
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
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的钱。
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
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的是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红鞋子，一身的红。
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
后来他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一段时间后又到燕京大学当教师，教“货币与银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都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时叫大后方。
光琦和胡敏去了四川。
在四川，胡敏的养父胡光杰和国民党官僚李宗仁熟识。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
赴任前他对胡光杰说，要他去北平，可他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
胡光杰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我的女婿王光琦，他家就在北平。
”李宗仁很高兴，上任时就带上光琦，两人坐同一架飞机到了北平。
可这事在我父亲那里交待不了。
我父亲很谨慎，多次盘问光琦：“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在一起了？”光琦作了解释。
当时我也很好奇，我父亲盘问光琦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
后来光琦就在李宗仁那里做事。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
李宗仁到北平时，带了一个他领养的儿子，叫李至胜。
李至胜当时很小，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
李宗仁就把儿子和保姆放在我们家。
那些日子他说要看儿子，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并且提出要我教李至胜英语。
我就有些警惕。
再说我堂堂一个研究生，哪能教一个小孩子呢？正好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女生，我和她一起在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学过英语口语。
她在家没什么事，我就介绍这位姓王的女生来教李至胜英语。
后来李宗仁的事我就不管了。
李至胜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年，随后上了手帕胡同二附小，最后去了美国。
由于光琦一直搞经济，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曾聘请他为经济顾问。
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离开大陆，留了下来，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光琦因为这一段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坐了6年监狱，精神受了刺激，1985年因脑血栓去世。
光琦、胡敏夫妇有4个孩子。
胡敏的父亲胡氏兄弟解放后去了海外，他们在国内的家产由胡子昂管理。
胡子昂是他们的亲戚，也是管家。
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胡子昂先生把这些财产全部上交国家。
胡子昂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是后话。
五哥光复是志成中学毕业的。
他性格外向，平时很活跃，喜欢打球、滑冰等体育活动。
志成中学有一个有名的美人叫周志雯，愣要追他。
中学毕业后光复报考空军学校，报纸上还登了他俩的事，说是“英雄配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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