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
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么？”
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点点头。
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
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
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亲笔写的！你想一元钱一个字就买去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那么不值钱啊？她们的签名就白送给你啦？一分钱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后，要成立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什么的，我这破背心是有展览意义的！”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
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第二十章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领导人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受什么批斗之苦。
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象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不能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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