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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梁晓声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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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

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我们学校是“捍联总”掌权。只有几十个“炮匪”。我们不敢在学校里暴露身分。我们仍得参加“捍联总”的活动。我们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员”吧!我们经常对“捍联总”的活动进行点小破坏,比如将他们写在“紧急通知”上的活动时间偷偷更改啦,藏起他们的旗帜啦,盗走他们的公章啦,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啦,割断他们的广播喇叭线啦,以“炮轰派别动队”的名义往他们的头头家里写恐吓信啦……我们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如同革命电影中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觉得是在与“白色恐怖”进行卓越的斗争。

我们认为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英雄,无非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做的一些事。连“小兵张嘎”为革命所冒的风险我们还没冒过呢!

我们渴望着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们凑在一起来商量,英雄所见略同――人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参加“炮轰派”的“别动队”。

腰间明面插着短枪,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抖擞威风,招摇过市,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一份“借”据啪地拍在一张桌子上,凛凛地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借……”

或者凛凛地说:“你们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随‘捍联总’了!我们‘炮轰派’总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权的!……”

那是何等的气魄?

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们一个个激动不已!重要的并不在于“总有一天”“炮轰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权。我们对什么鸟政权一点也不感兴趣!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对我们反正都是一个样。重要的在于,除了当“炮轰派别动队”,还有当什么更能使我们显示出自己是些铁血男儿呢?“别动队”――比什么造反团之类响亮多了!

于是我们纷纷咬破手指,合写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轰派别动队”的血书,由一人揣身上。当夜,我在家留了一张纸条――妈妈,我和我的战友们到我们的根据地去了。我们要为我们的根据地的存在而浴血奋战!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万不要难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乃我和战友们的铿锵誓言!

我悄悄离开家,与我的“炮匪”伙伴们会合在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哈一机”外,摸过“捍联总”的封锁线,由一个下水道口涉着齐胸深的污水钻入了“哈一机”围墙内。

“炮轰派”的第一“根据地”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四辆装甲车三辆坦克成两列停在大门前,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破门冲出。数千人头戴柳盔,手持大棒,严阵以待。另有三百余名“别动队”员,荷枪实弹,分乘六七辆卡车,个个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发。

原来“炮轰派”的一支“别动队”在执行“特别行动”时,受到“捍联总”袭击,尽数被俘,据“内线”报信,连日来倍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学地下室。

他们要去营救战友。

我们刚钻出下水道,便被发现,押到了一个女头头跟前。

她面容清秀,英姿飒爽。穿一套无领章无帽徽的男式棉军装。

她问:“你们从下水道钻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齐声回答:“坚决要求参加‘别动队’!”

她又问:“你们不是‘炮轰派’,要求参加‘别动队’干什么?”

我们七言八语告诉她,我们是“炮轰派”。

“什么人批准你们加入了‘炮轰派’的?”

“没谁批准,我们同情你们,我们自己批准自己是‘炮轰派’了!”

一个伙伴振振有词地回答。

她微笑了,转身望着她的部下们,大声说:“听清楚了吗?连这几个中学生也同情我们了!我们的处境真落到这般田地么?”

她的部下们却一个也没笑,异口同声回答:“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字字铿锵,显示出坚如磐石的意志。

她又转身望着我们,充满自信地笑道:“你们也听清楚了么?‘炮轰派’并不认为自己可怜呀!”

我们争抢着回答她,正因为“炮轰派”在强权镇压下不屈不挠,我们才由衷地敬佩“炮轰派”!我们既然投奔“炮轰派”而来,就绝不回去!我们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呈出血书交给她。

她看了一会,似乎大受感动,递给另一个人看。

那人看完,传给第三个人。

我们的血书在“炮轰派”的队列中一一传阅。

忽然队列中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潘复生!救回我战友!”

大棒擎举如林,数千人连声高呼:“救回我战友!打倒潘复生!打倒汪家军!打倒耗子兵!”

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又是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故“炮轰派”称省军区为“汪家军”。

“捍联总”捍卫“东北新曙光”,“曙”字被“炮轰派”贬为“鼠”字,故“炮轰派”称“捍联总”为“耗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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