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是我在情急之中在未轮到我发言的二十几分钟内一句句硬憋出来的。没有发言稿，效果反而更好，情绪也的确饱满。因为众多的人所营造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已使我完全开始相信，邓拓、吴晗、廖沫沙毫无疑问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除了他们，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尚未暴露反革命嘴脸！
如若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又为什么要连续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首先动员起来了，作出了战斗姿态，我――一个诞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学生――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岂能置身于这样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运动之外？！
我归到班级坐下以后，情绪仍然十分激动。发言时沙子迷了我的眼，我没顾上揉出来，这会儿眼泪就一个劲儿地往外淌。
班主任从后边走到我身旁坐下了，将她的手绢塞在我手里，表扬说：“很好。你的发言很好。你的感情也很对头！老师刚才有点错怪了你，别生气。”
她大概以为我的眼泪是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淌出来的。
校长在讲话中这样说：“正如初三二班代表发言所说，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这就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这就是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无产阶级义愤！……”
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校长引用一个学生的话，也算是“史无前例”的。
班主任亲切地微笑着瞧了我一眼。
我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好不得意！
语文老师出现在校长身旁，恭恭敬敬，虔虔诚诚地弯下腰对校长说：“校长，我曾在几个班的作文课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虽然我已经写了书面检讨，但很不深刻，请您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进行批判吧……”
因她说话时口也对着麦克风，我们听到了。
校长未看她，也未置可否。继续讲话：“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将必然从北京深入开展到全国，从社会深入开展到我们学校……”
语文老师就那么微微弯腰站在校长身旁，不死心地等待着校长的讲话结束。
校长直到讲完话也未看她一眼。
她又失去了在全校同学面前公开检讨和批判自己“错误”的机会。
几个同学往楼内搬桌椅和扩音器的时候，她仍怔怔地站在那儿……
口诛方罢，继之笔伐。
各班派同学到总务处领纸、墨、笔，开始大写特写声讨“黑帮”的“战斗檄文”，或画漫画。
我们班首先将一条“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誓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血战到底！”的字字巨大的标语贴到了校门两侧――它向全社会声明了我校革命师生旗帜鲜明的立场，也弥补了我们“四好”班没能第一个在全校表决心大会上发言的荣誉损失。
“战斗檄文”尽属“即兴创作”。
我写了一句：“邓拓、吴晗、廖沫沙”，
有同学立刻续一句：“他们三个是一家，”
第三句来得更快：“他们反党反人民，”
第四句早有人想出来了：“你说该杀不该杀？”
大家齐声读一遍，合辙押韵。
“结束在问号上么？问谁呀？”
“还问个什么劲？该杀！”
“对！加上两句――该杀！该杀！！”
“再加一句――打发他们回老家！！！”
更有众多同学从旁提出商榷，补充。
于是一篇“战斗檄文”墨汁淋漓地贴到了走廊上：
邓拓、吴晗、廖沫沙，
他们三个是一家，
他们反党反人民，
你说该杀不该杀？
该杀！该杀！！
打发他们回老家！！！
不久这诗体“战斗檄文”不胫而走，从校内流传校外，成了千万小女孩跳皮筋时唱着很顺口的“革命儿歌”。由一代小女孩传给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从一九六六年一直唱到一九七六年……
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员室，所有的老师也在舞笔弄墨。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我有，但不知老师所问究竟何意，出于一个中学生保护自己的本能，立即摇头否定：“没有，没有！同学们胡说八道！”
她说：“你肯定有！老师要求你贡献出来，当作同学们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许我有……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个正在写“战斗檄文”的老师悬腕止笔道：“姚老师，要是他能找到，先给我们化学教研组批判用吧！我们这些教化学的老师还谁也没看过呢！”言罢，又落笔挥洒起来。
我见他写的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的反动实质就在于，攻击的矛头是直指党和毛主席的……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竟没有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学和老师读过？鬼才知道！
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互相道出几句真心话。
“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签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跟他动手。搞得他十分〔九监〕〔九介〕。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间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街道和马路两旁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都有人在贴“声讨书”、“决心书”、“誓言”以及“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忠信”之类。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称赞和评价的大字报最初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种种内容产生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中国人，都唯恐自己在这场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被认为表现消极，漠不关心。人民随时准备声讨党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伙“黑帮”，口诛之笔伐之。因为人民绝对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也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基于这种“绝对相信”，可以推测，如果人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定会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是那么习惯于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永恒的信仰，极少有人冷静地关注到，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而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推动起来的。人民更不可能预想到，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将党中央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让党政军各级领导者们和每一个中国人明确表态，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第十五章
天很黑。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记忆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幸亏有那件大衣啊！否则，穿着湿衣服湿裤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冻死。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昼夜交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对，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对伍，红卫兵的对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对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的。
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对伍。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象隐蔽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里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四个多小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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