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莲1969年昆农战役期间参加了缅共，两年后一个傍晚，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军垦农场，她的朋友和同学们几乎不敢认她，那个有着花瓣一样的肌肤与一双波光留澈的眼睛的川妹子不见了，面前是一个苍白、瘦削、形如槁木的女人，她的眼神已不是痛苦、忧伤，而是让人心碎又害怕的麻木。两年，她老了十岁。她不理任何人，几乎从不说话，她总是凝望受中一个锈迹斑斑的子弹头，那是她唯一带回来的一样东西。
她永远忘不了那个无星无月的夜晚，在农场营地后面的树林中，哲明第一次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指冰冷颤抖，他的脸苍白，那双黑眼睛发出的热烈的光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就那样紧紧握着，直到感到彼此的冷汗。“我们一起走！”哲明轻轻地说。那正是昆农战役最强烈的时候，接连不断运到中国境内的伤兵，近在咫尺的炮声，使每个知青都沉浸在紧张而兴奋的战争气氛中，接二连三地有人失踪，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那也是留下的人想去要去的地方。
她默默地点头，她愿意被他宽大的手掌永远握着，一起去到天涯海角，或者共沐血雨醒风。在那相互凝望的一刹那间，她的思绪甚至飞越了数年：从成都开往昆明的火车上，人群环绕中的他激昂地背诵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她用几乎崇拜的眼光看着他，而他也发现了人群中那双纯净明澈的眼睛，在毒日头底下收甘蔗，她直起酸痛的腰，忽然发现身后归自己的那片地里的甘蔗已被齐齐地放倒，而他正站起身来对她微笑；于是有了那些短暂而美丽的黄昏，像一首炮声间歇中的田园诗，卓娅、舒拉、保尔……在充满憧憬的叹息中，他们渴望着英雄战火中的青春。
他们不曾说过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那个时代，“爱情”似乎总是和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调联系在一起，是这些自诩革命的青年耻于谈起的。然而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爱情，他们分明强烈感觉到了那种深深的吸引和难以抑制的激情。
在浓的化不开夜色里，她感到幸福的战栗，“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她耳语般地说。在说到“死”字的时候，她想到的却是战争胜利后，他们挂着英雄的勋章与骄傲的微笑归来，他们还太年轻，不知到死意味着什么，不知到为了那纯真的冲动他们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那夜，他们越过边境线。
真正的战争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浪漫。他们很快被分开了。哲明自愿到最艰苦的连队去作战，凯莲则被留在后方的野战医院作护士。哲明高大魁伟的身体套在略嫌瘦小的旧军装中显出局促，他那样灿然而又自信地一笑，就转过身跟着一群缅人走了，凯莲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笑。
在医院工作了一个月后，凯莲明显憔悴了。虽然她一百次地设想过那些残酷的景象，但是在真实的血肉与残肢面前，她惊惧地说不出话来，那些伤兵也全然没有她想象中应有的坚强，他们因疼痛发出碜人的嚎叫，乱摔东西，用缅语恶毒地咒骂。整个医院嘈杂、肮脏、凌乱，臭气熏天，暗无天日。忙了一天后她常常是筋疲力尽地倒在潮湿的床铺上，这时她会想起哲明：他在哪里？他怎么样了？
哲明这时正蹲在更加潮湿的掩体里和几个缅甸老兵一起抽一种自制的粗糙的纸烟。时时被呛的喘不过气，凌乱地满是草灰的头发和胡子遮住了面孔，他骄傲于自己不在年轻稚嫩，他自豪于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和革命者。那些征战数年的老兵惊诧地发现这个新来的中国年轻人大起仗来简直不要命，就象是为了寻死才来这儿的，但他们喜欢他。因为他使他们联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同样的热情，勇敢，充满理想和必胜的信心。三个月后，哲明被提升为排长，半年后升为连长。
那些日子，支撑着凯莲不倒下的唯一精神力量就是哲明捎来的条子和口信。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她就能得到一点关于哲明的消息，通常是刚从前线下来的抬伤兵的缅人带给她的。她的心跟随他到每一个地方，为他的每一个胜利而喜悦，为他的每一次退败而担忧。她千百次抚摩那张破旧不堪的字条，那是哲明的笔记：“我们就快胜利了，我会回来，等我。”那时，一切伤痛、死亡、刻骨铭心的思念都会结束，她只想作一个平凡而幸福的女人，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膝下儿女欢跳……夜间甜蜜的梦总被夜间血淋林的事实打的粉碎，现实越来越让人不能忍受，充斥每一天的就是无休止的死亡、死亡、死亡。她的手接触过无数冰冷的尸体，她不在心悸，只是感到阵阵的刺痛。死者中有满身创伤的缅甸老兵，还有年轻的中国人，同一个农场的熟面孔，却再也不能睁开眼睛摇摇欲坠。
谈笑风生。一个人死掉就这样容易吗？这样的死有意义吗？这个问题有时会悄然浮上心头，让她感到阵阵恐惶，曾是那么坚定的“信仰”忽然变的摇摇欲坠。
那是多么漫长的两年，战事越来越不利，因知青的加入而掀起的革命高潮被政府军猛烈的反扑压了下去。哲明的消息越来越少，口气也越来越失望，胜利就在眼前的幻想像一个幼稚的梦。野战医院里充满了悲观厌战情绪。许多奄奄一息的伤兵衣不遮体，吃不饱，没有药品，就那样眼睁睁的看着死去。凯莲心中一万次的呼唤：“哲明，让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吧！”她那样强烈地渴望哲明拥抱她，带着她逃离噩梦。
他们终于相见了，凯莲百万次地设想他们重逢的情景，却仍没想到会是这样：当她给一个刚抬下来的重伤员清理伤口，擦掉脸上的血迹和污垢时，面前出现的正是那张日夜思念的脸，她的胸口受到猛烈的一击。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那凌乱的长发，左颊上一道深阔的丑陋的刀疤，胸腹一片血肉模糊，几根折断的肋骨刺出皮肉，“哲明！”她想撕心裂肺地哭喊，却无泪无声。
哲明被抬进手术室了，凯莲在一旁机械地把刀递给医生，“吧嗒”一棵带着血迹的弹头落在瓷盘里，她的心里燃起一点希望。可是医生忽然停住了手：“不必再做下去了。”医生冷冷地说。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凯莲一人呆呆站着，手里拿着刀剪，一动不动。“这只是一个梦吧？”凯莲忽然想。她走过去推着哲明。“一切都不曾有过，革命、出逃、战争、死亡，使劲伸一下腿就会从梦里醒来，然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在罂粟花丛里打了一个瞌睡。”她的手触到哲明的皮肤，像石像冰，噩梦到达了顶点也不会如此真实，她止不住浑身颤抖，扑倒在哲明身上。两年前，他只有一次握过她的手，而现在，她可以忘情地拥抱他、吻他，他的殷红的血沾满她的手、她的脸、她的全身。“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
哲明被埋在医院后面的坟场，几块砺石粗粗地堆起，第二天人们发现坟上多了一束鲜红的风信子。而夜晚，人们纷纷传说看见一个幽灵般苍白的女人。
凯莲行踪无定。一次有人看见她独自走进沼泽，泥水没到脖颈也不回头。被救起来以后，她又好几次割破静脉，都没死成。她不明白为什么有时一个生命死去那么简单，有时却那么难。
她回到了军垦农场，1979年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她又回到了成都。邻里们经常议论这个孤僻古怪苍白悒郁的女人。她至今没有结婚。
他的梦中女神，不再纯真……
农场战士的集体合影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梳着齐齐的短发，在微风中洒脱地飞扬着，明亮的眼睛与甜美的笑餍使年轻而生动的画庞灿然生辉。宽大破旧的军装也掩盖不了她那青春少女的身材。她是那么出众，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问：“她现在在哪里？”
然而回答是一片难堪的沉默。
以后逐渐从农场老人的口中得知，她叫林一鸣，是二连三班的团支部书记。1968年底和大批赴缅知青一起越过了国境，从此再也没见过她。几年以后有消息传来她因叛逃通敌被打死了，然而谁也没有见到她的尸体，以后再也无音讯，只剩下残存的记忆：她是一个非常美丽勤奋，充满革命热情的姑娘。
我无迹可循，只好作罢。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故事竟意外地得到了继续，那是在北京，我们采访到一个当年的知青陈梁，他显然很不愿意重提往事显出烦躁的情绪，于是我说出一大串他所在连队知青的名字，其中就有林一鸣。
他的神情忽然起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似乎某根脆弱的神经被扯痛了，重新扯回到20年前那些梦一般的往事里，他不愿回忆，可是又显然无法抗拒。
他终于说话了，而且滔滔不绝地近乎神经质，完全不容我插嘴。下面就是他所说的关于林一鸣的故事：
“一鸣是我这一生始终无法忘记的一个女人。当然还有那个年代，那次战争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经常尝试着去遗忘，可是做不到，我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有人提起她的名字了 ，想不到今天我仍然会这么控制不住自己。
我和一鸣是一起从北京去云南的，那一年我20岁，她18岁。她的个性非常要强，用那时的话来说，是非常革命，她自愿要去最艰苦的云南，还动员我一起去。她当时那激动劲儿，说起“艰苦”、“革命”、“理想”这些词眼睛发亮，我完全被她的激情点燃了，也完全被她的美丽和风采吸引住了，于是我们一起写了血书，她用小刀狠狠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我非常心疼地望着她，她对我坦然一笑，显出一种为理想而牺牲的幸福，这种神情以后我曾多次看到，永远也忘不了。
到边境以后，情形比我们想的要艰难的多，白天是毒日头底下十个小时的农活儿，晚上还受热带雨林里毒蚊子的侵袭，有一次一鸣不知中了什么毒，全身都肿了，我劝她歇一天别去干活了，她表现得非常突出，干活不要命，对人又特别好，所以不久就当上了我们班上的支部书记。
后来就是那些躁动不安的夜晚，那时没人睡的着觉，大家被集密的枪声刺激得极为兴奋，有人开始偷偷跑了，留下纸条、留下话，滚烫的字句宣泄着年轻的理想。有一天，一鸣来找我，劈头就问：“你想不想走？”我知道以她的个性她是早已决定了才来问我的，而我的回答并不能影响她的决定，我说：“我们一起走吧，也好有个照应。”
她忽然兴奋地握住我的手，那是第一次我们的手握在一起，虽然几年来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可是在我心中她像一位圣洁的女神，无限美好纯净，又是那个革命至上的年代，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苦恋。那夜她在月光下美的不可思议，在亚热带丛林与枪声的背景下，她又像一位坚强的战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呀！我怦然心动，暗暗发誓永远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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