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彬彬真机灵，她一说我想孩子，就把刚才十分尴尬的局面一下子冲淡了。
“哦，我们研究研究吧！”洪大队长说得拖腔拖调的。她已经完全相信了章彬彬的说法。
洪月娥官儿不大，官架子倒不小，而且知道利用手中的权力。什么“研究研究”呀，居然学会大官们的口气。我当县长、市长的时候，遇到什么不好定夺的事，也是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辞令来搪塞对方的。现在成了阶下囚，听当官的打官腔，就忒反感忒厌恶。但是，我只能顺着章彬彬的口气，再向大队长请求：
“报告大队长，真的，我非常非常想我的孩子！”任思嘉—
今天是我们三中队罪犯家属会见日，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探监。我来女监后，已经经历过许多家属会见日了，对于女犯们来说，那是些怎样刻骨铭心的日子呀！
昨晚，我在章彬彬家给章黛辅导完功课，章彬彬特意交待我：“你明天一定要特别留意梁佩芬。这是她第一次和小女儿见面，她非常疼孩子，可能会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
我当然知道像梁佩芬这样有身份的女犯在监狱里见自己的小女儿，将意味着怎样的难堪。我说：“章姐，你最好亲自在场吧！”
“不！我和她女儿、老公都熟悉，在场也不知说什么好。她们要是提出什么要求，我不知怎么回答好。”
“那好吧，我会多加留意的。”
这“留意”二字，只有我们在第一线的管教员才能听明白。
在铁窗内的亲人会见，是一种人生绝境中的会见，是日日夜夜的思念浓缩在半小时内的会见，是许多悔恨终生的话语倾泻而出或欲说还休的会见。在那短暂的半小时内，女犯也好，亲属也好，都处在情绪紧张和激动的高峰，突然晕厥，大哭大闹，事后又寻死寻活的，真是屡见不鲜。我需要留意的，就包括这一切意外事故。
一上班，我吩咐女犯值班员把女犯们带进工场劳动，然后就去查一次号房。今天三中队安排十名女犯与亲人会见，她们上午可以免除劳动，都在号房里等候。
我走向９号号房时，里头正在吵吵嚷嚷的。原来王莹叫吕金妹下车间干活，吕金妹死活不肯去。也不知怎么搞的，一轮到三中队罪犯会见日，吕金妹就有点神神癫癫的，老赖在号房不肯去上班。我走进号房，见吕金妹坐在自己的床铺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吕金妹说，她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老娘和男朋友今天一定会来看她，她希望干部准她的假，她要在号房里等候。
“你真是说梦话了！”王莹的嘴角溢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讥笑。
“会见不是你想会见就能会见的，得有家属申请，大队批准，我们才能给你安排会见。可是，你的亲属和男朋友，连一封信也没来过，你跟谁会见去呀！”
“不！报告管教，”吕金妹认真而固执地坚持，“我昨晚真的做了个梦，梦见他们今天一定会来看我的。”
说心里话，因为吕金妹屡教不改，老是惹事生非，我很有几分讨厌她；但是，一看到她这副木呆呆的模样，我又打心里暗暗同情。我们三中队七十多名女犯，大部分都与家庭取得联系，常常有亲属来探望她们。惟有这个吕金妹，家里的亲人好像都把她彻底遗忘了，入监一年多了，连亲人们的片纸只字都看不到。因此，一到会见日，吕金妹就难免胡思乱想。我看硬扭也不是办法，就连哄带劝地对吕金妹说：“你先到车间干活去，等你的亲属和男朋友来了，我们马上去车间叫你，行吗？”
“行，中队长，你可别蒙我呀！”吕金妹慢吞吞站起来，下车间去了。
接着，我看见梁佩芬呆呆地坐在小马扎上。她今天穿一套干净的号服，头发也刚梳洗过，蓬蓬松松的，比平日清爽多了。但是，她再怎么刻意打扮，号服还是号服，“马桶盖”还是“马桶盖”，有些蜡黄浮肿的脸色也一清二楚地记录着她在狱中的处境，这是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的。我想象着她此刻一定非常渴望见到她的女儿。章彬彬告诉我，梁佩芬爱女儿胜过自己的生命。她也许站在铁窗前把眼睛都望穿了吧！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梁佩芬见到我却坚决要求要取消这次与女儿的会见。
我很是惊异，说：“梁佩芬，你说的是不是心里话？”
梁佩芬使劲点头。
我说：“梁佩芬，你可不要后悔呀！你是严管的重刑犯，又刚来不久，本来是没有条件见你的孩子的，还是章大队长为你说了许多好话，经过监狱长特批，才有这么一次机会呢！”
梁佩芬低着头说：“咳，我这个样子怎么见我的女儿！”
我说：“你女儿非常想念你，你也非常想念你女儿。你总不能坐上十多年牢，一直躲着不见你女儿吧！”
梁佩芬像梦呓一样嘀咕着：“我害怕，我害怕！我非常害怕！”
我说：“梁佩芬，你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许多女犯第一次见自己的家属，特别是尚未成年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但是，万一错过这次机会，你一定后悔莫及。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同号房的谢芳也上前劝梁佩芬。她说她第一次见她的男朋友，心情也是如此。天天盼，夜夜盼，可是真临近会见那天，自己简直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第一次会见过去了，以后心情就比较平静。多少外省籍的同改，天天盼着亲人来探监，一年盼到头还盼不到一两回呢！她又压低嗓门说：“你刚才也看到了，像吕金妹，入监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亲人来看她，她的情绪总是稳定不下来，人都有点神神癫癫了！”
谢芳说得在情在理，梁佩芬木呆呆地听着，眼睛里有了泪光。我想，渴望见到小女儿的火焰又在她心中升了起来吧。果然，梁佩芬在内心搏斗中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说：“好吧，中队长，我在这里等着。”
谢芳今天也轮到与亲人会见，打扮得格外清爽。她是那种特别细心的女人。其他女犯新旧号服都是轮换着穿的，谢芳可不，她平日常穿的只有两套旧号服，即使袖筒和膝盖上磨出大窟窿，她也打上补钉穿。她最满意的一套白洋布的、领子和袖口都滚着蓝边儿的新号服，总是留在会见日才肯穿。同改们都笑话她把这一套号服当成她的礼服，只有在会见日，她才穿上簇新的散发着棉布清香气息的号服去会见她的男朋友。
我看到谢芳今天又穿上崭新的号服，短发梳得一丝不乱，脸色苍白，清瘦，大大的眼睛清亮、忧郁，我走近她的时候，甚至还闻到一股檀香皂的香气，就笑着打趣道：“谢芳，你每到会见日就穿上这套新号服，是不是女为悦己者容呀？”
谢芳和我一样也是一名硕士，又是女监中学历最高的女犯。
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缘故吧，我跟她说话特别随和。
“不！”谢芳凄然一笑，“铁窗里的女人，哪有这份好心情？
我尽量穿得好一点，只不过想让我的男朋友看我在这里过得还可以，少为我操点心。”
我心里怦然而动。谢芳出事后，他的男朋友高汉文不改初衷，一直爱着她，每月都要从老远的省城赶来探监，在女监早已传为佳话。听他们在这样的细枝末节上也心心相印，我真为当今社会还有梁祝、宝黛那样古典式的爱情而感到诧异。
我又走了几间号房，看看另几名等待会见的女犯的精神状态。还好，这几名女犯都是过来人了，一临到会见日，虽然也处于一种不安的期待中，但是，她们的心绪不像梁佩芬那么复杂和狂躁。据我观察，一般来说，来自山区的女犯比来自城市的女犯更有承受力；来自社会底层的女犯比来自社会高层的女犯更有承受力。这也难怪，官员罪犯与庶民罪犯，他（她）们入狱前后在境遇上的反差，是远远不可同日而语的。梁佩芬不要说在西源市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频频在电视上曝光，在会议上亮相，就是在家庭中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女儿的心目中，也一向是荣耀的化身，是幸福的源泉。听章彬彬说，婷婷上幼儿园，常常是妈妈的小汽车接送的。她像小公主一样被人宠着爱着疼着，不就是因为有一个当大官的母亲吗？如今的社会风气如此，梁佩芬一点不会感到奇怪。现在好啦，梁佩芬将以一个囚徒的身份出现在孩子跟前，孩子能理解这天上地下的变更，能承受这五雷轰顶的打击吗？梁佩芬啊梁佩芬，你就是有这许许多多顾虑，才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女儿吧？
我到会见室走了一圈，检查一下这里的准备工作。会见室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长形大厅，一条小课桌一样宽度和高度的水泥横台，把大厅隔成两半。横台两侧都放着凳子，里侧坐女犯，外侧坐家属。我所见过男监的会见室与此大不相同：男监会见室都用钢化玻璃把罪犯和家属隔离开，可望而不可即，只能通过送话器对话。相比之下，女监会见室要更加文明和开放，也更方便会见者的感情交流。这种不同，其根据首先建立在女性罪犯性情比较驯顺这个基点上。会见者坐在横台两侧，可以轻声交谈，可以握手拥抱，可以相互擦拭眼泪，但是，绝不准说不该说的话，管教员们须臾不离地在身后走来走去监视着，那一溜半人高的横台就如同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可逾越。
我走进会见室时，好几个“宽管”的轻刑犯已经在这里整理打扫了。她们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把横台和椅凳抹得一尘不染，窗台上，墙根下，摆上一溜儿姹紫嫣红的盆花，硬是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望而生悲的环境里制造出一种春风扑面的气氛。
清水潭女监环境的优美、幽静和整洁，几乎像一种品牌商品一样在Ａ省广为人知，于此亦可见一斑。
几名在食堂干活的“宽管”女犯，已经推着满车的馒头、肉包、油炸饼等等食品候在门口，这是专供探监的家属买了慰问女犯的；大厅一角有一爿小卖部，也准时打开了，里头吃的用的应有尽有，家属们常常会应女犯的要求，就近买些东西。女监医务所的一名女医生也准时到位，她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一副听诊器，在会见室走来走去。她的职责，是随时抢救那些在会见时，因为过于激动、悲伤而突然昏厥的女犯或女犯亲属。
还有一项准备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女监门口的值勤岗哨。我把今天预约探监的名单给了门卫，他们才能根据这个名单，对家属们携带的物品进行认真检查，然后才准予放行。
我穿过大操场向门卫走去，看见门口等候会见的家属已经排成几十米的长队。探监者有的穿得土里土气，手上提着竹篮、竹篓和编织袋什么的，那肯定来自山区农村；有的穿戴入时又拎着礼品盒、旅行袋的，自然来自大城市；还有些是自己开着小车来的，就显得更有身份了。我走进岗亭跟门卫说话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从一辆桑塔纳轿车走下来。他怀里抱着个孩子，大步向我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三中队的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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